2026年读的第35本书（四）

第6讲介绍“重返八十年代”，该思潮缘起于对当代文学研究过度“批评化”的反思，认为应当推动与之相对的“历史化”工作，程光炜教授的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就体现了这一诉求。所谓“重返”，强调一种“有距离的研究”，即有意拉开与研究对象的距离，使许多熟悉的文本、事件和常识变得不那么熟悉，对一些已经形成的文学史共识展开怀疑性研究。

这种怀疑主要是针对“重写文学史”的一些结论，新启蒙主义在对反映论模式发起批判的同时，其自身也作为一种方法，出现了结构性的权力弊端。“重返八十年代”就是学界最系统的有关“重写”过程中排斥、压抑、改写、重塑等问题的“清理”工作。这需要在公认的文学史形象中剖离“八十年代”因素，并进而想象最初的“古物”风貌。

“重返八十年代”与“再解读”也有区别，即“心热”但“手冷”。“再解读”对于研究对象是怀揣热情的，但“重返八十年代”要求暂时放下研究者的热血，对研究对象慢慢体认、慢慢辨识，意在还原“古物”所置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权力关系，以及这层层叠叠的权力关系在“古物”流变为“熟悉之物”过程中的竞争与妥协。相比于对宏观历史背景的关注，“重返八十年代”对文学创作历史背景的分析，更重视具象化的“微历史”观察。

“重返八十年代”的功劳主要有三：一是使“重写文学史”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中的问题得以揭示；二是纠正了“重写文学史”所造成的50-70年代文学的断裂现象；三是对所谓“纯文学”观念进行重新理解与及时纠偏。但是，“重返八十年代”也要谨防“左倾”思想复活，应以更细致的文本阅读与审美判断来做适当的回应。

从“反映论”模式到“重写文学史”到“再解读”和“重返八十年代”的思想演变历程，看似呈现出“时而左一点，时而右一点”的摇摆规律，实则每一次风向转变都潜藏着当代文学研究对文本阅读与历史分析的精细化需求。而这些方法取向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有基本对应的表现。首先，反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曾深刻地影响了很多学科，古典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古典文学研究的前辈们对“知人论世”的重视，对阶级问题的处理，也与同时期的当代文学研究同频共振。其次，古代文学史的书写也曾一度面临“重写”，一些原本较为边缘的作家作品重新得到重视，大大拓展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边界。再次，“再解读”将人与历史看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这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表现为文学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建立，以及文人心态研究的流行。最后，“重返八十年代”中的“心热手冷”之法，也是古典文学研究从事作家作品分析的基本观念，尤其是与文献学方法相结合时，“手冷”二字更易显现。总而言之，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相似的思路通用于看似无关的两个学科之间，一方面能看出时代思潮的协同性特征，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学术思维演进的通用规律。

第7讲介绍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派”。其与“重返八十年代”的历史化取向相一致，只不过更重要文献史料的价值，是考据学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次合作。这种取向在古典文学界从来都具有学术上的“正义”，但由于当代文学学科有其独特的学术史传统，相关学者也具有一定的训练模式与思维定势，对考据学方法的容纳很容易引发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史上能新一时之局面、推动学科发展的气象宏大的文章，从来都出自思想家、评论家，而非讲求文献史料的“雕虫”之辈。这固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当代文学研究总要面临开拓研究局面的现实需求，多一条路总比少一条路要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考据学方法会导致重史轻文的弊病，从而偏离文学之本义；也会使研究缺乏问题意识，从而偏离研究之本义。这些问题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早已存在，确实是我们都应该加以警惕的现象。但什么是能够触及灵魂的“史料”，什么又是并无深入考订之必要的“材料”，在整理与研究工作充分开展之前，其实难以判断。对于学科发展来讲，工作还没怎么开展就过于急功近利、但求速效，反而难以走远。

当代文学的史料整理应重视基础性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内部资料和口述史料。这些材料若不及时整理，也有遗失之患，恐成当代文学研究未来之大憾。程光炜《新时期文学史料文献丛书》，吴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资料》，孔范今《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王尧、林建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光看这几个书名，我体内的文献学基因就已开始跳动，确实很感兴趣，以后一定要好好翻一翻。

以我个人的有限经验来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可与文学制度研究结合起来，不能局限于和特定作家作品直接相关的史料，还要兼顾与文学出版、传播、教育等领域有关的材料。当代文学史料学者也应多汲取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如关注稿本研究、选本研究、评点研究（并不等同于文学批评研究）等细分领域，及时编纂重要作家的年谱，对经典作品进行版本源流考察与系统性校勘，注意到编辑群体对文学生产的干预作用，文学出版载体的技术性变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等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