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飞机上读到德鲁克的这段，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

管理学的“术”的层面的内容，忽然就和“道”的层面连接了，给出了背后的意义和“为什么”的问题：这种意义如此地能够说服我，又显得相当具有可操作性。

成果和效率带给组织（和依附于其中的个体）自由和尊严，而负责任的管理就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极权的对抗。我第一次觉得“管理”不是一种将人工具化的企业成功之道，而意识到它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科学技法，而这种技法可以有一种有机的、向善的一面。

——就好像经济的发展，不均的分配带来逐渐稀薄的流动性，而最终影响整体的繁荣。因此经济体系应该也需要完成这样的自修复。因此钱和发展不导向必然的恶。这类论调不是批判学派的愤世嫉俗、不是反乌托邦的眩晕，给人一种积极入世而“世道必进”的信念感。
 
这种时候总要感谢人类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框架化，也因耳目一新而难得地不为智识和话语的冗余而厌倦。神奇的是，竟然几乎未听到过这种论调和接触过这样的东西，总觉得这一段人生经历所接触到的是之前相当稀缺的一课。不知道学管理学的学生们是否早早已掌握这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