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王诺自传（12）

十二、1990—2018 厦门大学任教（2）：我的教与学及社会工作

在厦门大学我主讲了本科生基础课“外国文学史”二十几年，又开设了“外国诗歌精粹”、“神话学”、“美国学院话语”（全英文授课）等全校选修课程，还开设了面向全系研究生的选修课“英语文学名著细读与翻译”（持续开设了十几年）。我影响最广的课程是面向全校本科生的素质教育选修课“外国文学”，持续开设了六年，深受厦大学生的欢迎——每次选课学生数都超过学校当时最大的报告厅所能容纳的人数，我就在坐满了几百人的化学报告厅或法学院报告厅等特殊教室给同学们上课。这门课的讲稿被学校教务处看中，作为厦大素质教育精品课程教材在北京出版——那就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1999年）。
1997年5月，由我具体负责，厦大中文系主办了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年会，我的恩师许汝祉先生以及包括叶廷芳、王忠祥、李明滨、贺祥麟、翁义钦等前辈学者在内的七十余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外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这个议题是1996年我建议的，原因是我认为兴起于1993年、高潮于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我国思想文化界自由探索精神在经历了九十年代初的低潮冷寂之后的重要复苏，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深入广泛地展开，有可能部分地复兴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思想自由解放，而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界对强化和推动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我们成功地举办了那次研讨会，我也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外国文学里的人格尊严意识”。97厦门年会堪称八十年代之后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界思想最自由解放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会议论文还由厦门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外国文学人文精神论集》，厦门：1999）。
在厦大任教的过程中，除了教——为人师，我还有学——继续做学生。我通过正规的博士生考试，考上并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我的博士导师是曾繁仁教授。2007年9月，我在山东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配图1系答辩结束后与导师曾繁仁先生合影），同年12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我获得的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这是一种为已经成为教授的、由于时代原因未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特设的。不过，这种只需要提供博士论文而不需要读课程修学分的论文博士的门槛也不低：除了要参加正规的博士入学考试外，还需要具有正高职称、在相当级别的学术刊物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有重要的学术专著、是国家级社科研究课题主持人、在国外名校访学一年经历等等。
曾繁仁教授是我又一位恩师。曾老师1941年出生，是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他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美学研究，并长期在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担任领导，曾任山东大学校长。我对曾老师的敬爱生发于2003年底发生的一件事，一件让我部分地重拾对学术和学人之信心的事。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在亲眼目睹了中国学界种种怪相之后，我对中国学术的前途和中国学者的现状是很悲观的。我曾经把学术研究视为神圣的事业，曾经把很多学者视为终身效仿的人格楷模；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我有多么天真幼稚。渐渐地，我对学术越来越心灰意冷了。就在我非常低迷，甚至打算放弃学术事业的时候，曾老师以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不经意之中给我树立起新的学术楷模和人格标杆。那一次是曾老师来厦门大学讲学，他身边簇拥的是我们的院系领导和我校的著名学者；我自知根本无缘与他直接交流，便远远地躲开了那次学术活动。事后我才得知：在那一次讲学过程中，曾老师多次向我们的领导提出要见见我，和我聊聊学术，并托人把他刚刚出版的专著《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赠送给我，里面还夹了一封他亲笔写给我的信，信中十分恳切地表达了与我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的希望。
这件事让我感叹不已，让我想了很多很多：就因为我做的研究与曾老师的研究密切相关，就为了学术，他完全不考虑与我的巨大差距——不介意一位居重点高校校长之尊、有著名美学家和教育家之声望的前辈学者与一个晚辈学人之间的差距。这不就是真正的学者风范吗！这不就是真正的学术精神吗！只有心中将学术置于最高地位、将学术标准视为最终标准、将学术探索作为唯一目的的真学者，才会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中国学界还有曾老师这样的学者，说明它还有希望，还有为之努力的理由。
曾老师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对地球有着异常强烈的责任感。说起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时，我经常看到他忧虑和急切的眼神；讲到弱势群体的处境和生态疾病罹患者的痛苦时，我看到他眼里饱含着泪水。在学生和晚辈做错事的时候，我常看到曾老师露出宽谅的微笑，那微笑对后学来说是比严厉批评作用更大的鞭策。当我在学术论争中流露出咄咄逼人的语气时，曾老师敦厚地开导我，要与人为善，要团结所有的人，不要为了学术之争而伤了别人的尊严，更不要以学术观点的不同划分小圈子甚至画地为牢。在曾老师50年的从教生涯里，他得到了无数的褒奖和赞誉；但直到今日，面对别人的当面称赞，他依然不适应，依然会面露窘态。2009年10月，我带我指导的研究生到曾老师面前认师承关系，刚说到“师爷”，下面的赞美话还没出口，曾老师的神色就不自然了，面带窘态地很快避开。我的学生在记叙那次会面的文章里写到：“老师的老师依然童心未泯，小老头着实可爱！”有成就的学者不一定可爱，有人格魅力的学者才可爱。曾繁仁老师是既有学术贡献又有敦厚、真诚、善良、宽容、勇气、坚韧和责任感等人格魅力的学者。
人文学者不少人都有服务社会和改善社会的愿望，我也不例外。除了通过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在思想文化方面对社会做出贡献外，我也投入了不少时间精力做了一些实际的、建设性的社会工作。从2007年到2016年，我出任了两届厦门市政协委员（十一和十二届）。2007年，我在厦门市政协第十一届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尽快建立厦门市室内污染监测体系的建议”，该政协提案作为当年厦门市政协重点提案和主席督办提案，被厦门市媒体广泛报道（配图2系厦门电视台采访报道我的提案之截屏），对厦门市室内污染监测和治理产生了推动作用。2008年，针对厦门市政府拒绝完全拆除高集海堤、仅仅在海堤挖开一个800米的口子的做法，我以市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紧急提案“关于重新考虑高集海堤开口、展开拆除高集海堤的研究的紧急建议”，该提案用高集海堤对厦门湾严重淤积之惊人的事实和数据，并参考国外海湾型城市保护海流循环防止海湾淤积的经验，建议市政府完全彻底地拆除高集海堤，恢复厦门湾的海水循环，彻底解决厦门湾泥沙淤积问题。这个紧急提案被厦门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激怒了负责此项工程的厦门市某领导，在他的坚持下，高集海堤仍然没有拆除，仍然只开出了一个约800米的口子并用桥梁连接，同时动用大量挖泥船昼夜清淤。然而，厦门湾的淤积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治理，淤积还在加强加快。几年后，厦门市政府最终还是彻底拆除了高集海堤，算是实际上采纳了我的建议。后来，我还提出了“关于建设海湾型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议”、“关于厦门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具体建议”、“关于建立厦门市弃物分类回收处理系统的建议”、“关于完善厦门市污水回收处理系统的建议”等提案。此外，我还向福建省政协提出了“把’生活饮用水达标工程’列为2009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建议”（作为省政协专报件），还作为带头专家负责起草了“福建省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推动了厦门市乃至福建省的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