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3本书

去年年底我读了一本《我在北京送快递》，前两天读了与之齐名的另一本“打工文学”代表作——《我在上海开出租》。这两篇非虚构作品最初都被收录在新星出版社策划的《读库 2103》一书中，当时编辑初步确定了这两个标题。后来单独成书出版时，前者将原名“我在北京派快件”调整为“送快递”，使记忆点和识别度更加突出。后者则稍晚一年出版，便也在书名上顺理成章地达成默契，使两本书成为貌似姊妹篇的关系。这也正如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在当代中国城市史上的呼应关系。

送快递和开出租都是当今都市蓝领工作的代表，但相比起来，后者不必忍受风吹日晒，也有着更多的与人交流的机会。如果送快递更容易“观自我”，那么开出租就更容易“见众生”。确实，同为蓝领工作，开出租简直如同社会的窥探孔与窃听器。司机只需要端坐在驾驶位上，透过后视镜，便可看到后排乘客的一举一动；竖起耳朵，稍稍留心，便可直接偷听乘客之间的对话以及他们与他人的手机通话。当然，乘客也会与司机有很多直接的交流，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而趣味，正是这本书的基调。

本书所记录的故事，多数并不沉重，没那么多人世辛酸与生活无奈，有时甚至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小趣味。例如大半夜载到一位醉汉，对方说要去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这是上海著名的精神病院，相当于北京的安定医院。作者一路忐忑，最终才发现目的地其实是精神病院对面的城中村，原来只是一场乌龙。

如果要为这本轻松的小书概括出一些略显深刻的主题，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一是人生命运的起起伏伏。有些突然的变故或重要的抉择就发生在这小小的车厢里。例如失恋女乘客深夜上车，让司机在内环、中环反复绕行，一路倾诉与男友在上海的过往点滴，从相恋到分手的城市记忆。她坦言这是在上海的最后一晚，借出租车的流动空间，完成对一段感情、一座城市的告别，满是不舍与挣扎。而那些长时段人生故事很难在短途的时长中完成，多半是通过乘客口述的方式间接呈现。例如曾在上海批发市场做生意的大哥，因表弟赌博输光 100 多万货款陷入绝境，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但他没有放弃，凭借坚韧意志重新打拼，在贵人帮助下逐步还清债务，东山再起，还在多处购置房产，展现了普通人在挫折中重生的力量。这个跨越数十年的人生故事，就是在这短途旅行中讲述给作者的。

二是大城市里的漂泊感。上海的城市文化比较利于承载此类主题，而出租车的流动场景又加剧了漂泊的感受。首先当然是作者自己，他就是一名来自河南的外地人，在上海开出租多年，熟悉每一条道路，却始终觉得自己只是“过客”，努力扎根，却很难真正融入。此外，他还观察到一些为生活奔波的外地来沪务工者，他载着这些从工地、工厂、餐馆下班的务工者，他们口音不同，目标却都是多赚点钱，让家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三是底层劳动者的坚韧与尊严。首先自然还是作者自己完成的涵养修炼，作者每每遇到挑剔、骂人、故意刁难、恶意投诉的乘客，都尽量压下火气，依旧平稳开车，按规矩服务，不争吵但也不低头，守住职业底线与人格尊严。

四是陌生人之间的片刻温情。上海是一座比较冷漠的城市，我对此也很有感触，但这始终只是游客做出的判断。作者则在上海生活、工作多年，总算有更多机会见识到一些上海市民的温暖言行。当然，作者本人也是释放温度的“热源”之一。例如女乘客在车上崩溃大哭，作者不打扰也不追问，只是默默放慢车速、调低音乐，给她一个安全又陌生的情绪空间；乘客倾诉失恋、失业、家庭不顺，作者只简单说了一句 “都会过去的”。陌生人之间的理解，比熟人的客套更加治愈。

总体来看，《我在北京送快递》并不急于对读者完成教育，而是客观、真实地记录工作见闻，但失于琐屑，缺少趣味；而这本《我在上海开出租》略有些“心灵鸡汤”或“深夜食堂”的味道，似有借此一孔看尽人间百态的野心，但作者笔触所及又颇为有限，故事短小、简单，对人生的领悟往往只能浅尝辄止，好处就是足够有趣，使人手不释卷。其实，两本书完全是不同的写法，前者是体验派，后者则是旁观派。同为蓝领工作，快递员的工作显然更加下沉，接触到了这个社会真正的底层打工状态。而出租车司机比快递员多一些自由，少很多辛苦，收入又有一定保证，偶尔还能发点小财，应该说是一项还算不错的工作。相比北京，上海本来就是一座更给人安全感与舒适感的城市，上海的打工人与打工文学似乎也因此多了一分潇洒和从容。

我觉得更为有趣的是，此书封四列有众多名人的推介语，其中竟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真是明星璀璨的推荐阵容啊！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此类“素人写作”“打工文学”终于得到当代文坛权威的正式接纳，但如果换一种姿态和说法，也可理解为如火如荼的“新大众文艺”潮流，借重既有权威，重塑文坛话语。这不是招安，而是加冕。那么，关于这本书的技术层面探讨，就显得有些矫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