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的最后一天，跟借宿的亲戚说约了同学吃饭，总算是获得了可以独自游逛的一天。不过说要逛，其实也真想不出什么可逛的，现在老家最热门的去处，似乎就是新修的假古城与新开的盒马。想找家咖啡店喝杯咖啡再说，一看价目表：咖啡盛惠38一杯，蛋糕切角盛惠68一块，大城市归来的做题家们恐怕都会蹦出一色一样的两句——“你以为你是上海/北京？”“上海/北京都不敢卖这么贵！”上海当然敢卖更贵，但老家这些玩意儿……谁不知道谁啊！

我是在县城上的小学与初中，高中才来的市区，这一次“进城冲击”感觉比从小地方去到北京时感到的冲击更大。县城破烂中学的同学们都来自于捉襟见肘的家庭，上学三年就发生过两起斗殴致死案，初三时已有一半人提前去了职校，回来拍毕业照时都顶着五颜六色的杀马特发型。
到了市里的高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同学中家境富裕的已能穿几千块的大衣与运动鞋，过生日时送的礼物都是耐克限量款球鞋与 iTouch。那是郭敬明刚开始在《最小说》上连载《小时代》的年代，我们一边以吐槽他为乐，一边又暗暗自他的笔下认识了大量的奢侈品品牌。我们每周去小卖部买来便宜的《上海壹周》和《伊周》，在早操结束拥挤上楼梯时偷偷观察每个人鞋后跟的 logo……回忆起高中时代，烙印最深的实在不是那些乏善可陈的所谓青春碎片，而是对爱与物质的巨大焦渴，而我确信穿着耐克阿迪上学的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对于后一种焦渴是茫然的。
这种焦渴恐怕要到经济独立后，无需犹豫就能买下大几百的运动鞋后才逐渐消散。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所向往的从来不是昂贵的大衣与鞋子，而是“想买的话也买得起”的能力，一种“我并不低于他们”的确认感。几年之后则是再一次看清，尽管我当然不低于“他们”，但我的个人能力也只能支撑我到买得起一两件与“他们”一样的大衣或鞋子了。就像我可以在北京和上海喝着38一杯的咖啡、吃着68一块的蛋糕，但能在老家喝着38的咖啡、吃着68的蛋糕的人，喝完咖啡后要回去的那栋房子就不是我“想买的话也买得起”的了。

放弃租房、拖着行李箱生活一年后，我的物欲已经降得比从前更低，鞋子只有脚上的这一双，行李箱里几乎只剩下了优衣库与迪卡侬。但我确实很难做一名“穷游者”，对住宿与吃喝的要求显然都要高于那些欧美背包客。我可以忍受相当艰苦的环境，但我……不想忍受。过于简朴的条件会时时刻刻提醒我：这就是你的来处，也是你随时都可能再坠落回去的地方。稍体面一点的物质是一层遮羞布，本质上可笑至极，但对许多人来说，那无限接近于自尊心。
现在本地的高中生恐怕也不大会再盯着同学的脚看穿的是耐克还是安踏了，不过我偶尔还是会看着所谓城市中产们脚上的 HOKA、昂跑、KEEN想：对这个人来说，这双鞋到底仅仅只是好穿、好看，还是也代表了某种逃离的决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