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角度，古代普通家庭大概不可能都有能力自行搭建烤炉、磨坊、榨（葡萄）酒机，领主们为人们提供这类需要不断维护的基础设施是一种公共服务（也是一种垄断特权，毕竟只有收益才能让服务可持续）。至少烤食物和酿葡萄酒从效率和成本上看是可以接受的。中国农村家庭组织比较原子化，上层建筑也不太关心提供这种服务（不排除有一些宗族、士绅提供慈善设施），那么就不太划算了。//@蒜泥猪头:唐朝可说是中国古代的“面包化时期”，胡饼/馕/中亚式面包，在唐代一度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主食（尤其是中国北方），它后来为什么被馒头等蒸制面食取代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见过的解释包括“燃料稀缺论”（烤比蒸需要花费更多木柴）和“炊具成本高昂论”（这种观点认为烤胡饼需要金属制的鍪子，比蒸笼贵）两种[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