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不喜欢“小品”这种表演形式。这种东西进入历史垃圾堆是时代必然。它诞生的时候，就是苏联戏剧学院，练功房里的边角料。斯坦尼体系里不入流的课堂作业。一帮学戏剧的学生拿它热身用的。能上舞台，主要原因是这东西方便审查。

小品天然就是为审查而生的表演单元。15分钟。人物关系一目了然。冲突简单。包袱位置固定。你必须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傻子。否则包袱响不了。导演组拿到本子，逐字逐句过一遍，哪句话犯忌讳，红笔一划就完了。

你去拆任何一个经典小品的结构。一个人犯蠢，另一个人看着他犯蠢，观众跟着那个清醒的人一起笑那个蠢的人。

《主角与配角》，笑的是陈佩斯表演的2b，早期赵本山的那些作品。观众的位置永远是安全的，永远是"我比台上这个人聪明"。

辛苦了一年，大年三十坐在电视前面，看一个比自己还倒霉的人，基本都是农村人，出洋相。笑一笑，踏实了。这是农业社会转型期的情绪需求。赵本山那几个经典作品，都是专门演农村傻子，让城里人找乐子的。

水平高的，能借这个结构，讽刺一下基层干部。乡长，村长这类人物，最多到县里。再往上，没人敢写，写了也过不了审。

这就是小品讽刺的天花板。它只被允许往下打。嘲笑农民的愚昧，小官的没出息，底层人的虚荣。打完了，皆大欢喜。

赵本山的突破，是从《卖拐》这个系列开始的。这套作品，我认为就是小品这个形式的极限了。

赵本山不演傻子了。他演骗子，狡猾的农村人。范伟才是那个傻子。赵本山站到了结构的另一边，他成了那个操控者。

观众的位置也跟着变了。以前观众是俯视台上那个蠢人，现在观众是跟着赵本山一起，看他怎么玩弄范伟。

快感来源从"我比他聪明"变成了"看他怎么收拾人"。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传统小品了。

这里面有攻击性，有权力关系，有一个真正危险的人站在舞台中间。一个纯民间场景，没有任何权力机关介入，骗子和傻子都是老百姓。

本山老师，从这时候开始，就已经站在小品这个形式的最高点上了。四面都是悬崖。《卖拐》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他最后几年上春晚的状态，那个疲惫不是装的。他是真的不想演了。

《不差钱》《捐助》《同桌的你》。一个比一个松垮。最后剩下一个老头在台上耍贫嘴，跟徒弟插科打诨，靠脸熟和语气撑场子。《不差钱》就是这个阶段的产物。你说它不好笑吗？可能好笑。但卖拐那种结构的东西，哪怕不审查，现在也弄不出来了。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件事。他巅峰时期演的那个东西，底色是非常残忍的。

早年间赵本山演农民，观众笑农民土，农民笨，农民进城不会坐沙发。那个年代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笑的人和被笑的人之间有一种默契。都是自己人，笑一笑没关系。

后来不行了。因为2005年之后，城乡撕裂肉眼可见地加剧了。以前能笑两声的东西，现在是有点冒犯人的。

本山老师最后那几年在台上的疲态。是一个人同时被形式的天花板，时代情绪的转向，和自身利益约束着。压到他站在那儿，张嘴就觉得没意思了。他继续留在舞台上，只能是疲惫地重复对底层的戏弄而已。

不然你还能戏弄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