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0本书（五）

谈到孤寂这个话题，就必须说一说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如何表达对“家”的看法。李娟对家庭的态度离不开她那数量有限的家人。由于外公和亲生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在李娟的散文里，男性家人的形象十分稀薄，主要就是外婆和母亲这两位女性。李娟幼时与外婆在一起，外婆是她对家庭最初的寄托。后来外婆去世，这种寄托便转移到那个不太靠谱的母亲身上。

外婆去世之初，李娟觉得生活“似乎也没有任何变化”，但很快，味蕾的刺激使她把对家的眷恋从外婆那里移植到母亲身上。原本母亲做饭十分糊弄，水平堪忧，但在外婆去世后，母亲准备的一顿午餐虽只是一锅稀饭和一大盆炒青菜，青菜里放了好多豆瓣酱，属实是“奇怪的做法”，却不料“居然也很好吃”，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觉得妈妈做的饭好吃。“妈妈的味道”，是很多人对家的具象刻画。几乎每个母亲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几乎每个孩子在对母亲的怀念里都有食物的内容”。外婆尚在之时，经常给年幼的李娟做好吃的，“一想起外婆，对土豆烧豆角、油渣饺子、圆子汤和莲藕排骨汤的记忆立刻从肠胃一路温暖到心窝”。虽然母亲后来也常给长大后的李娟做饭，“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给我做过什么好吃的”，主要也是因为母亲恰巧错过了给孩子奠定味觉习惯的宝贵时光。可是，“外婆死后，她有一部分回到了我妈身上”，“或者是外婆死了，我妈最坚硬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第80页），外婆的味道终于转变为妈妈的味道。这应当不是李娟对饮食更包容了，也不是她妈妈做饭更细心了，而是李娟此时急需对家的依恋。这一点骗不了人，李娟对孤独的忍受力远不如她的母亲。她母亲可以一个人赤身裸体生活在真正的孤独环境中，李娟却必须与家人为伴，或是将外婆带到她打工的城市，或是随母亲来到遥远的向日葵地。

李娟对家的依恋，表达得十分克制，甚至有些羞耻感，这与她对繁华生活的态度相似，归根结底还是童年时期的长期缺失所造成的不配得感。例如她将“爱”和“依恋”视作“羞于启齿的话语”。但当她与四脚蛇目光相遇时，感到大地与万物早已将自己看透，她感到“无处躲藏”，终于能“忍受万物的注视了”。这种心灵脱敏的训练，使她在文章里罕见地说出：“突然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倔强，觉得自己和许多人一样纯洁。和许多人一样，也是爱祖国，爱家乡的。也爱着人间丰富、庞杂、又矛盾重重的所有滋味。”（第90页）这“滋味”到底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家的味道。四脚蛇是李娟放飞自我说出恋家之情的契机，可是当四脚蛇突然消失、“不愿出现”时，她想象中的妈妈问她“你什么时候回家”，李娟却感到“无法回答”（第94页）。她对家庭的情愫，也就这样稍纵即逝了。

李娟对家的感情如此复杂，那她自己有成家的打算吗？这本散文的最后一篇题为《人间》，题目很大，但讲述的却是一些客人来家里串门的琐事。客人和她母亲闲聊，言语间带出了老生常谈的话题——相亲。客人对李娟尚未结婚感到震惊，当天晚上就开始给她做媒，介绍了一个800公里外托克逊县的大龄男青年。李娟说，这就如同有一张网以那个男青年为中心撒开，终于撒到了800公里外的自己这里。这使李娟从遥远的向日葵地一下子回到了“人间”——那个庸常的人间，那些庸常的人际关系，那种庸常的婚姻生活。李娟在全书最后感叹：“假如我是另一个同样热切渴望婚姻的女性……真想试一试八百公里之外的另一场人生。但我常常有幻觉，觉得自己和这片葵花地正渐渐退向梦境和虚构之中。越来越多的访客都拉不住我们了。连沉甸甸的收获和真实的姻缘都拉不住我们了。”（第251页）将相亲和婚姻话题作为全书的收束，这说明李娟对于成家这件事是有过艰难思索的。她没有漠视婚姻，只不过尚无法获得确切的答案，以至于恍然间觉得，那片隔绝于人间繁华的孤寂的向日葵地仿佛也走向了虚无。

以上是我今年已经完成的30篇读书笔记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我把它留给了李娟这本散文，说明我确实觉得这本书写得很严肃，所以我要求自己也应当做一个同样严肃的读者。我这两年对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作品很感兴趣，希望将这种高强度的文本分析作为自己从事古代文学作品研究的拓展训练。我今年订阅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始读一些专业的当代文学批评。我当然知道自己并不具备精深的理论功底，读过的作品也太少，只能从具体作品的字缝里探寻些微痕迹，再武断地结合自己某些不成熟的人生经验，以渊源于文献学的思维方法将文本线索串连成一系列话题。这种尝试还很粗浅，有待于当代文学专家的点拨与批评。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十分看重作者的分量，如果一项研究止步于对特定文人心灵世界的分析，也完全可以。但新世纪作家离我们太近，作者本人的分量有时并不足以支撑起研究的意义。即便我真能把李娟的内心世界全数看透，也仅说明我是个尽职的粉丝而已，还要由孤立的作家作品延伸到更广泛的文学和社会议题。正如我的同事程凯、何浩、萨支山等老师所说，当代文学应在社会史视野下更多地参与教化实践，而这也应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