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29本书（下）

《为历史学辩护》第四章《分析历史》，认为历史学家不但要记录历史，还要分析历史，“主动寻找可能推翻其心爱的理论的事实”（第131页）。相比起来，科学会有意排除目的论，“抛弃以人为中心的善恶观”；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能够有意识地追求目的的人”（第134页），这会导致事实与思想之间存在一定差别。

历史学家要学会对文献进行选择和分类。真正的生活是由联系所组成的，如何在不同的文献、史实之间建立联系，能够体现出史学家的功力。但这种联系又容易掺入一些主观性因素，不能排除“抽象”和“想象”。史学家要作的就是“不断检查自己所作的分类，看看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就加以修正”（第139页）。而在分析之后，还需要重组，以形成整体的观照。“一种文明犹如一个人，不是机械地集中起来的耐心游戏；倘若各自为政、各自先后进行局部研究，那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认识整体的目的，甚至连局部本身也难以得到正确的认识。”（第146页）

本章还重点分析了历史研究的“术语”问题。作者提醒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事物变了，但名称却没有变，尤其在物质之外的领域，这种现象更为凸显。那么，为了准确反映史实，“我们不得不用一个自己的词取代他们原来的词，我们这个词即使不是新创造的，至少也是经过改造因而与他们原来的词脱节的”（第151页）。也有相反的情况，即名称变了，却与被指称事物的变化没有关系。总之，社会条件阻碍着统一词汇的确定和维持。

而且，历史分析不像数学或化学有一套与任何民族语言相分离的符号，历史学家撰写文章时用的词，都是本国语言中的词。如果涉及机构、信仰、习俗等与社会联系非常紧密的词，把一个社会里的这些词移植到另一个社会，就非常困难。我们选择一个对应的词，其实就是认可一种相似性。何况，有些社会还存在等级双语制，即民间语言和文人语言相分离（例如中国古代的文白分离现象）。思考和说话用民间语言，写作则用学术语言。这些学术语言或是承袭自已经消亡的文明，或是从外国文明移植而来。历史考证需要将不同文献放在一起比较，就需要防止因时代错置而产生的意义改变。

第五章《历史的因果》谈论如何分析历史事实的原因。在我们分析一个历史事实的原因时，通常会面对多方面因素，到底谁才是关键的原因呢？作者以爬山掉落悬崖作比方，分析出多方面因素，包括重力作用和地面不平，而地面不平又是地质变化造成的。与这些相比，该人不慎失足才是关键因素。失足与其他因素相比有哪些特点？“它是最后起作用的因素，它是最不经常存在的因素，最意外的因素，从普遍性上看，它是最容易避免的因素。”（第179页）在这诸多因素中，失足与坠崖的联系最为直接，容易使我们认为这是惟一的因素。最恒久、最普遍的前因无论怎样重要，却总是被这样视而不见。反过来看，历史学中的那些单一原因论，“实际上往往是借此寻找责任者，从而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单一的原因对于历史学解释来说，只能是一种尴尬”（第181页）。

此外，还有一些时候，人们会把原因归结为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使原因分析出现错误。这往往是根源于一种先验主义，错在事先就将假设当成事实。总之，“历史学中的原因和其他的原因一样，不应是假设出来的，必须下力气去寻找”（第184页）。

到此为止，第五章戛然而止。该章过于简短的篇幅，明显与其他各章不相匹配，显然是没有写完，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稿的面貌。确实十分可惜，大概写到此处时，作者遭到了纳粹分子的杀害，这真是历史学的悲哀和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