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发展阶段和防御方式来处理问题，对此他人无可置喙。一直在半自动化思考共情相关问题不是因为闲的蛋疼，而是因为“儿时一直在家庭中倒置地扮演包容和共情长辈的角色”这样的往昔业障。但结论是依然不认为“把母亲视为绝对化的勒索加害者，自己是被压迫的一方”就是正确的，或者说这只是一个中间阶段，而不应是发展的终点，相反在我的经验里把这转变为有主动选择权的力量才有效改变了家庭关系。
发布于 广东
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发展阶段和防御方式来处理问题，对此他人无可置喙。一直在半自动化思考共情相关问题不是因为闲的蛋疼，而是因为“儿时一直在家庭中倒置地扮演包容和共情长辈的角色”这样的往昔业障。但结论是依然不认为“把母亲视为绝对化的勒索加害者，自己是被压迫的一方”就是正确的，或者说这只是一个中间阶段，而不应是发展的终点，相反在我的经验里把这转变为有主动选择权的力量才有效改变了家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