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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接着来谈某些X粉口中的朱元璋一朝的“文字狱”，这回谈的是被钳聋御用文人，当代明史奠基人吴晗之精神领袖，满清第一历史发明家之赵翼口中的大明第一且唯一诗人，“高青丘后, 有明一代, 竟无诗人。”为了论证这个结论，他唯二入选的两个跟明代有关的诗人的另一个明末的吴伟业都不算明代诗人了。
关于高启被杀一事，在朱元璋“文字狱”版本的叙述中是这样讲的，说就因为高启在《上梁文》中写了“龙蟠虎踞”四字，所以老朱认为高启有不轨之心，所以就把他杀了，甚至还是腰斩哦，现在关于高启被杀的网络版本更是进一步添油加醋，什么老朱又亲自临斩（他真的好闲啊，动不动就亲自临斩，这是网文霸道总裁吗？），高启怒斥暴君，被斩后还没死用血连写“惨惨惨”。甚至，高启之死，还被正而八经的收录到了清修《明史》之中。
先抛开其他不谈，高启真的仅仅是因为写这四个字就被惨遭杀身之祸了吗？那就要谈到发生于洪武七年的魏观案。魏观案有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这一年苏州及周边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而就在前一年即洪武六年，苏州民饥，朝廷下令以官粮借贷百姓。而魏观，就是当时的苏州知府，这时有一个叫吴帅的人，向朝廷举报，说魏观“建宫开泾”，是想图谋不轨。朱元璋遂派御史张度到苏州进行实地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张度实地调查并且上报的结果，并不是所谓的魏观想要图谋不轨，而是两条：“非时病民”与“危言”。
一，“非时病民”“危言”，即不合时宜的劳民伤财，这就牵扯到上面讲的魏观在这当口的“建宫开泾”，建宫，就是魏观役使灾民在张士诚的旧宫上兴修府邸，引发民怨，开泾，就是锦帆泾，这是苏州的一处港口，据说是旧日阖闾为游赏而修建的河道，后来年久而湮塞了。魏观又花费大量人力去疏通河道。理论上，这个是属于公共建设，类似白堤苏堤这种，还成了千年文化工程了呢。但问题是，这一年苏州正在闹饥荒，这一年从开春始，一月，二月，三月，五月，朝廷一直在不断的赈灾，免劳疫，减租税等各种措施，来缓和民生矛盾。高启的学生吕勉也在 《 槎轩集本传》 中评价过此事：“ 役民挑浚甚急，已多敛怨”。
而高启的这篇《上梁文》，就是写在这个时候，高启写这个文章，是给魏观兴修旧宫疏通锦帆泾歌功颂德的。魏观当时身边有一大票文人，只有两个人被杀了，一个是高启，一个是王彝，后者也写了文章赞扬魏观。朱元璋杀他们两人的原因是有说明的：“视君缺佐，目民受殃， 恬然自处”。就是说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才华用在正道上，眼看着老百姓正在遭殃，却完全不在乎还写文章美化这种行为。
二、有人肯定会说，就算如此，就因为写个文章， 就要被杀，至于吗？这还不是文字狱啊？明初治法极严，也不是专门针对高启，永嘉侯朱亮祖因受贿犯法被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贩卖私茶，也依法处死刑。这些又跟文字有一毛关系没有？
三、高启本身有没有问题，个人认为是有的，那就是阶级局限性，很多知识份子都有他这个毛病，他们总爱口口声声谈百姓，但他们真的是站在百姓一边吗？来看看高启对于张士诚的态度就知道了，高启在张士诚手下是做过记室的，即掌管图书典藏的工作。高启一开始把张士诚塑造成爱民如子求贤若渴的形象，“南方上公境独治,鹿鸣更欲兴宾筵。”“政化内洽,仁声旁流,不烦一兵,强远自格,天人咸和岁用屡登”等等，但到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后，高启对张士诚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开始频频批评他不施仁政虐待百姓了。至正二十四年，《练圻老人农隐》中指责张士诚治下苛捐杂税繁多、百姓苦不堪命。这才两三年的时间啊，张士诚这个风评也变得太快了吧。
那有些人又会讲了，张士诚原来好现在坏不可以吗？这说明高启不畏强权，那就看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吧，同样是征民浚渠，张士诚也干过，至正二十四年，张士诚命人督浚白茆塘，高启遂写《凿渠谣》以示讽刺，那怎么到了魏观那儿又成了德政了？所以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是因为张士诚至正二十三年九月自称“吴王”。他不再承认元廷的统治了，而这触犯了高启的忌讳，他是认蒙元为正统，张士诚这么干，在他眼中就是篡权，所以对张的评价立刻粉转黑。
所以高启代表着中国相当一部份古代文人的矛盾之处，他想学梅花的“隐逸”，不问政治，却又根本做不到，看似退出，但实际上却依然身处名利场。他其实不是惧仕，而是从心底并不接受新兴的明政权，却又忍不住出仕为官，但还是接受不了新政权，于是又致仕，在此我不评价其在魏观案中其罪是否至死，但非常明显的一点是，高启其无论身前身后，对他的评价，从未曾脱离政治的考量，也从未挣脱政治的裹挟。文字中的高启，也并不是完整的高启。说他死于文字狱，则更是荒谬。 几百年后，他还是成了另一个政权的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