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29本书（上）

今天读了一本十分难读的历史学“入门”读物，《为历史学辩护》。作者是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是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曾执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巴黎大学等著名学府。1929年，他和吕西安·费弗尔合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形成。其本人的学术代表作有《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国王神迹》等。

这本《为历史学辩护》并不是典型的年鉴学派理论著作，其初衷是为解答儿子的疑问：“历史有什么用？”因此该书本应定位为历史学的入门读物。但写作过程中，二战爆发，布洛赫被迫参战，随后加入法国抵抗运动，导致写作中断。1940年法国沦陷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狱中尝试继续修改和完善这本书稿，但最终未能完成，如今只能算是一部未完成的遗作。也是正是由于这些波折，作者查阅材料不便，在引证上不尽完善，监狱的生活环境也许对其表达能力产生了影响，本书（尤其是后三章）语言十分抽象晦涩，更像是一部哲学著作，甚至连中文译者也认为翻译难度极大。我向来缺乏西方哲学的阅读训练，因此个人体会更是如此，只能就我能看懂的部分记下一些笔记。

《导言》相对简单易懂，旨在确立历史学的学科意义。作者认为，历史研究很容易偏离历史的本相，一旦不加注意，被误解的历史“会将正确理解的历史拖入失信的泥潭”，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智力传统挥手告别”（第5-6页）。谈到历史的用处，首先自然有消遣和娱乐的成分，包括考古学、民俗学等其他学科，也都是从一些娱乐活动发展而来的。但认真、严肃且系统的历史研究并不会使这种乐趣变少，反而使学科更加充满活力。尤其是面对二战这一迫切的社会变动，作者更增添了一层现实的感慨，认为“时代已经不允许我们做游戏了，哪怕是智力游戏”，“如果最终只是给我们的消遣套上一件追求真理的外衣，那么，这种研究或许应该被视为精力的巨大浪费，不但荒谬，而且近乎犯罪”（第9页）。

至于历史学的正当性，首先源自人类求知的渴望，“只要承认它的充分发展对于智者是不可或缺的，它就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因为“我们理解事物的愿望远远胜过获知事物的愿望”（第10页），而历史学可以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间建立起解释性的联系，“它不是没有内在联系和边际的一系列史实的简单罗列，而是一种合理的整理和渐进的理解”（第11页）。但是，历史学仍处于强调确定性的阶段，因此是一门处于孩提时代的学科，作者将其称为“在叙述的胚胎状态下渐渐老化”（第13页），既强调其确定性不足的缺憾，又指出其沉溺于史实叙述的传统框架中日益僵化、不可自拔。

在作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中，对于历史学的质疑十分激烈。例如涂尔干创立的社会学派就批评历史学不符合泛科学的理想；而另一些人则索性不把历史学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而仅当作美学游戏或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练习，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但其实，科学本身也在20世纪发生剧烈变化，尤其是气体动力学和量子力学都将科学带入不确定性之中，然而“科学没有被削弱，但变得更加柔软”，“确定性被无限的或然性所取代，严格的可测性被测量的永恒相对性所取代”（第17页）。因此，我们要接受科学的模糊与混沌，“承认某种知识为科学，即便它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也不具备不变的重复规律”，确定性只是一个度的问题，历史学家也“不再有义务为知识的所有对象，寻找一种从自然科学引进的一模一样的范例”（第18页）。

作者之所以为历史学作如上辩护，还有一些更积极的原因，这就要追溯到历史与人以及历史与时间的关系，这就构成本书第一章《历史、人与时间》的内容。那些强调确定性的人，就忽略了历史与人的关联。历史学并不是关于过去的学问，因为地质学也会研究地球演变的过去，天文学则会研究宇宙的过去，“历史学就其本质而言，其研究对象就是人”，而且是“复数的人”（第25页），进一步讲则是“时间中的人”（第27页）。时间是延续不断且始终变化的，因此历史研究不应过于在意起源研究，作者甚至将起源视为恶魔，是“真正历史的另一个撒旦”，暴露了历史学家“对判断的癖好”（第31页）。

历史学能够双向地连接过去与现在。首先，可以由过去理解现在。有些人会假设人类的各种条件已在一两代人时间内发生了快速而全面的变化，这种想法忽略了社会各种创造物的惰性力量。人类社会一些重大的震荡可以将后果扩散到很远以后，这种力量不能用时间距离来衡量。因为人类社会以人的本性为永恒的基点，“某些潜在的东西一时不显山露水，但却随时可能被唤醒，个人或集体态度的或多或少无意识的推动力，始终隐藏在阴影中”（第42页）。其次，也可以由现在理解过去。作者认为：“如果对现在一无所知，偏要认为对过去会有清楚的了解，那肯定也是劳而无功。”人文学者应当对自己身边的事情产生兴趣，“对活着的东西的热爱，是历史学家的主要品质”（第42-43页）。

以上内容直切“为历史学辩护”的主旨，接下来几章则是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深度理论探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