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24本书（下）

本书中关于《文苑传》的8篇论文，首篇为《〈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原刊于《文学遗产》，我很荣幸担任过这篇文章的责编。只不过已经刊发将近10年，记忆模糊，这次正好复习一遍。清代官方修纂的《国史文苑传》经多次修订，先后共形成7个稿本。作者发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题名为《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两册钞本，其中收录正传44人、附传30人。这些人物主要分布在顺康雍乾四朝，嘉庆朝仅姚鼐一人，道光以后无人入传。文字多有删改，显然是一个工作本，且删改应在道光二十年之后。通过钞本相关的档册，可知其纂修者为总纂陈用光、潘锡恩和协修陈沆。再根据这三人任职于国史馆的记录，便可推知此本修纂于嘉庆、道光之交，正是此前罕为人知的《国史文苑传》第1次稿本！这篇文章当初在《文学遗产》以短文形式发表，主要就是介绍了这个重要文献的性质和价值，仅此就已经很有震撼效果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作者《文苑传》研究的起点，后续多篇文章都是围绕第1次稿本展开的。

《昭代雅音 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一文指出，《文苑传》第1次稿本，对44个正传人物都会提及诗学成就，其中又有32人活跃于顺康时期。因此，对顺康诗学史的记述构成该稿本的内容主体，其中又特别以王士祯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王士祯官位较高，当入大臣传，不在《文苑传》立传，但在此稿本中，王士祯仍以各种形式频繁出现，这些记载并非随意，而是修纂者的精心安排。首先，稿本交代了王士祯的诗坛盟主地位。其次，稿本记载了王士祯的兄弟王世禄、王世祜及其弟子徐夜。再次，有18人的传记中引用了王士祯的话。可以说，《文苑传》稿本是以王士祯为尺度来编写顺康诗坛谱系。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文苑传》总裁曹振镛、总纂陈用光、潘锡恩均与翁方纲存在师生关系，而翁氏诗学又源于王士祯。其次则在于，王士祯符合纂修者需要坚持的政治正确。例如《文苑传》记载的王士祯、施闰章、宋琬的行谊和诗学观念都符合人生困苦但诗风雅润，贴近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这正是清廷最为推崇的诗学观。

《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一文相当于上一篇的续篇。作者发现，《文苑传》第1次稿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记载支离破碎，尤其是对乾隆朝三大家只记载了蒋士铨，却漏掉了名气更大的袁枚和赵翼。戚教授认为，这同样要归因于曹振镛为首的修纂团队与翁方纲的关系。在三大家当中，蒋士铨喜好宋诗，尤其对黄庭坚诗情有独钟，且提倡以学问为诗，这些都与翁方纲相一致；而袁枚、赵翼反对以学问为诗，和翁方纲之间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论争，自然会被曹振镛等人排斥。可以说，以上两派论文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好解释了第1次稿本对顺康和乾隆两个时期的处理方式。如果再将这两篇文章各压缩为一节，与首篇连缀，组成一篇大文章，就更加精彩了。

《记载佳话：清〈钦定国史文苑传〉对诗歌史成就的书写》一文，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文苑传》稿本对传主人物的选拔与其诗歌成就的呈现，都以康熙、乾隆等帝王的诗歌批评意见为准绳。很多传主直接受到过皇帝的赏拔，其诗歌也得到过皇帝的高度评价。

《潘锡恩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一文，总结了潘锡恩对第1次稿的具体贡献，其中有一点尤其重要：潘锡恩将宋琬确定为清代诗歌史的开端，而非那些拒绝归附清朝或归附较晚的诗人。

《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一文，认为《文苑传》第1稿用从汪琬到姚鼐共8个人物的传记串连出清代古文的发展脉络。汪琬、计东和叶燮组成了顺康时期的古文格局，其中汪琬居于核心，清初古文三大家中只记载汪琬而漏掉魏禧和侯方域，主要是因为汪琬很早就归顺清廷，而魏、侯二人对清廷皆未倾心归附。叶燮为汪琬古文传人，计东则为汪琬之文章对手。乾嘉时期的古文家，《文苑传》记载了5人，都在桐城派谱系之内。方苞官阶高，入大臣传，但其弟子赵青藜、沈廷芳在《文苑传》中列入正传。此外，桐城三祖的另两人——刘大櫆和姚鼐也被立为正传。朱仕琇则代表桐城派对闽派古文的影响。《文苑传》对桐城派有如此肯定，当然主要和总纂官陈用光有关，因为陈用光正是桐城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是姚鼐的入室弟子。将本文与上述《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合看，会发现《文苑传》修纂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人情关系的陷阱之中，不能算是对清代文学史的客观记述。

《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一文，主要探讨《续文苑底稿》，这是《文苑传》第4次稿本的底本之一，由总纂缪荃孙于1884-1888年纂辑而成，共记载正传74人、附传144人。其最突出的价值是完成了对桐城派历史的续写。首先是明确使用了“桐城派”一词，此前在民间已经有这一说法，但这次是清廷官方第一次使用。其次，该稿本记载的多位古文家均以方苞、刘大櫆或姚鼐的评语或交游为该人有才华的依据，这为桐城派树立了一种文坛权威的人设。再次，该稿本加大了对桐城派后学代表人物的记载，将姚莹、管同、梅曾亮列为正传，将刘开列为附传。之所以排斥方东树，主要是因为他对汉学派批评过于严厉，不符合清廷的学术立场。最后，该稿本对桐城后学的记载，侧重于他们的经世才能。

这本论文集其实是戚教授前两年惠赐给我的，我不大主动买论文集，读论文集多半都是朋友赠书。我觉得这是了解一位学友的最佳方法，可以系统地学习其研究优长，这比私下里的觥筹交错和公开场合的硬吹硬捧都要有意义得多。戚教授这些文章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从文献到理论的提升轨迹十分清晰，这也进一步表现为更加清晰的论文结构。往往都是第一节考证文献的基本情况，提出文献中的某些规律、现象，第二节解释这些现象的多层次原因或后续影响。在今天的学术条件下，获得稀见史料并不难，难的是能从中挖掘出一系列有价值的问题，进而形成自己的成果序列。戚教授是历史学者，更熟悉的应是清代学术史，但其对《文苑传》及清代文学问题的研究也十分专业。如果没有一定的学识储备，其实很难从枯燥的稿本档案中提炼出王士祯、蒋士铨、桐城派等专题。可见任何学科的学者都应有触类旁通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