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24本书（上）

前两天拜读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戚学民教授的论文集《清史档案中的清代文史书写》。戚教授多年来精研与《清史稿》相关的档案资料，主要涉及《儒林传》和《文苑传》，产出了一系列富于洞见的专题论文。本书共收录5篇与《儒林传》有关的论文，8篇与《文苑传》有关的论文，还有2篇与大臣传记（阮元、翁同龢）有关的论文。其中1篇发表在《历史研究》，1篇发表在《文学遗产》，其余各篇也多见载于核心期刊。这些文章共同组成了系统有序的成果矩阵，也充分彰显了戚教授自身的学术特色。

自嘉庆时期清廷第一次组织修纂《儒林传》和《文苑传》以来，《儒林传》共形成8个成形稿本，《文苑传》则形成7个成形稿本，最终成为《清史稿》或《清史列传》的组成部分。这些稿本资料与相关档案文献多藏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收藏单位，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主。作者自2010年首次赴台访学以来，经多次复制、抄录，累积起可观的资料储备，是国内从事清史档案文献研究的重要专家。我近些年来从事龚自珍方面的研究，也得戚教授惠赐相关档案资料，十分感佩。这次有机会系统学习相关论文，收获自然也不会少。

5篇《儒林传》相关论文各有鲜明的选题特色，有的关注某个重要稿本（如第7稿），有的关注某个流派（如常州学派），有的关注重要学术领域（如礼学），有的关注某个学者（如陈澧），有的关注重要知识来源（如《四库总目》），可见戚教授有对重点选题进行个案试点研究的良好习惯。这些选题都很有代表性，如同洛阳铲一般，由寸土可知全貌。

《论余嘉锡覆辑〈儒林传〉》一文极具史料价值，原刊于《历史研究》。该文揭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个《儒学传》稿本，从其署名可知属于《清史稿·儒林传》第7稿。今天我们熟悉的《清史稿》是以第8稿为基础出版的，第8稿却是直接从第6稿改订而来，反而将第7稿直接放弃。因此，第7稿的很多修订未能体现于刊印本《清史稿》当中。这决定了台北保存的这两份第7稿稿本的文献价值。此外，余嘉锡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这两份稿本正是他在清史馆具体工作情况的实物证据。将第7稿与缪荃孙修订的第6稿作比较，会发现做了如下重要调整：将沈昀、孟超然、成孺从正传降为附传；删除胡承诺和朱鹤龄这两篇正传，胡承诺改入文学人物，朱鹤龄很可能被改入经学人物；增加马翮飞、颜统两篇附传。

《汉学主流中的庄氏学术：试析〈清史稿·儒林传〉对常州学术的记载》一文，重点关注《儒林传》对常州学派的记载情况。关于常州学派的学术史地位，我们最熟悉的是梁启超的观点，他将庄述祖以来的常州学派界定为今文经学派，用以展现“以西汉复东汉之古”的晚清经学新格局，这样就可以为维新派所提倡的今文经学奠定理论基础。本文则指出，在梁启超的观点之外，还存在《清史稿》所代表的清廷官方立场。作者比较了《儒林传》第4稿、第6稿和最终定本，发现它们对常州学人的看法高度接近，贯穿始终。《儒林传》对常州学派同样十分尊崇，却将其界定为整个清代汉学的代表，而非局限于今文经学。庄述祖等人的学术并不能用公羊学或今文经学就能简单概括，梁启超的观点多少是一种后设视角，强调的是后代流衍，而非其真正的学术源头。用今文经、古文经来划定清代汉学的界域，实则暴露了梁启超的门户之见。《儒林传》的学术观点受缪荃孙影响很大，缪荃孙是坚定的汉学派，自然也不会将常州学派置于汉学派主流的对立面。另外，《儒林传》所确认的常州学派谱系，并不限于庄氏一系，而是包括庄氏在内的常州学人群体，体现一种“大常州”的观念，例如将臧琳看作举足轻重的汉学开创者。

《论清史〈儒林传〉对陈澧学术的记载》一文，清史《儒林传》第一阶段纂修从嘉庆延续到咸丰，记载人物限于清前中期，记载人物以江、浙、皖、鲁、直隶为主，没有一个广东学者。清史《儒林传》关注到广东学者，要到光绪年间的第4稿才开始。从一般的道理来讲，这是因为广东学术的崛起主要发生在晚清。但戚教授对文献的考证十分细密，发现这也与陈澧本人在清史馆的人脉优势有关。第4稿给陈澧的地位相对边缘，虽将其列入经学人物序列，却主要强调其在乐律方面的研究成果：“陈澧虽然对诸经皆有研究，但是在纂修官看来，他对于各经的研究均不够精粹，于是把他对乐律的研究定位最高成就。这是对陈氏学术的一种肯定，也是另类的否定。”（第90页）陈伯陶主持的第5稿（即《清史列传》的底稿），对陈澧学术成就有较大改写，大幅增加对《汉儒通义》和《东塾读书记》的介绍，使陈澧的学术地位获得极大提升，使其“不再是以乐律学成就而厕身儒林，像是凑数一样，而是凭诸多经学成就成为堂堂正正一代大儒”（第97页）。

《简论〈四库全书总目〉对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影响：以〈儒林传稿〉为中心》一文，揭示了《四库总目》的对《儒林传》第1稿的一些具体影响，包括：学术史论述以汉学或考据学为主干；将清代考据学追溯到明中期，并以方以智、顾炎武、阎若璩为开端；将毛奇龄奉为清初开辟汉学风气的人物，强调其恢复汉代《易》学的贡献；重点肯定惠氏家学的价值；将颜李学派中的李塨定位为经学家，凸显其与毛奇龄的师承关系，强调其南游之后受到的考据学影响；确立王夫之的学术史地位，强调其经学成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