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23本书（三）

王安石变法的第二阶段，始于熙宁三年王安石任宰相，至熙宁九年一次罢相止。熙宁三年，西夏大举入侵北宋，突如其来的战争使宋朝无暇专注于内政，变法的节奏被打乱。为了筹集军费，一系列变法措施快速出台，包括免疫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取士法、市易法、免行法等，涉及财政、税收、农业、军事等多个方面。这些举措多数都掀起不小的波澜，形成了一系列争议焦点。

第一个焦点是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允许百姓缴纳货币代替徭役，这就能从徭役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王安石还规定按百姓贫富程度分为五等，每一等免役的费用也不相同。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官将低等户超升户等的情况，逼迫他们缴纳更多的免役钱，户等的制定就成为官吏盘剥百姓的手段。这甚至引发了东明县民众聚众上京的骚乱，他们甚至直接敲开王安石府邸的门来讨要说法。

在免役法当中，最具争议的是要求百姓多缴两成的“免役宽剩钱”，用于防备水旱灾害或突发战争，这与青苗法收取二分利息相似，引发特权集团、普通农户和所有底层穷人的广泛不满。划分户等时，还存在南北差异：北方战争频发，商品经济欠发达，劳动力价值低，现金不足，因此反对的居多；南方则反之，支持的居多。另外，变法前有些户等低的穷人，如单丁户、未成丁户、女户、访郭户以及享有特权的官户、寺院户，在实行免役法后也要缴纳费用，他们自然也有怨言。

第二个焦点是市易法，在开封、扬州、常州、广州等城市设置市易务，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由商贩向市易务赊购贩卖，相当于用政府的钱做本钱，分一部分商人的利润，这就剥夺了一些垄断巨商的特权，减轻了中小商人遭受的盘剥，一些贫困的城市居民经营小本买卖的机会也增多了。

但是，市易法也存在争议。一是经营范围过大，涉足了不少小商品的买卖；二是王安石为获取更多利润，设置了对各级官吏的奖惩，导致贪污勒索和高利贷横行；三是存在强迫买卖的现象；四是造成了新的垄断，结果反而使客商不至开封，拉高了商品价格，影响了居民生活；五是存在大量违规，例如官吏中饱私囊。基于以上弊端，市易司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为争夺利润和政绩，专门抢购紧俏物资，违背了初衷。在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的情况下，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商业和社会商品交换，在变法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事实证明，靠威权强迫执行，是传统的专制办法，无法促进商业的健康发展。只有当整个国家体制都已商业化，经济发展质量较高，资源流通，组织严密，财富才能转化为国家力量。

第三个焦点是保甲法，将百姓按10家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500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凡家中有两男丁，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中练习武艺，夜间轮流巡逻，维护治安。王安石希望时机成熟时，以这些民兵代替花费巨大的冗兵，为裁军做准备。保甲法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惟一留存下来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和民国。但是，保甲法也使农民增多了一项新的义务，保正、保长、都保长、巡检等各级官吏也多了一项欺诈盘剥百姓的权力，有的地方甚至爆发了保丁的武装反抗。讽刺的是，北宋中后期长时间拥有几百万保丁，却从未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使用过这些军事力量，甚至对后来的金人入侵也没有起到一丝阻击作用。可见，腐败的军政体系训练不出强悍敢战的军队。

王安石变法归根结底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中心，主要途径有以下几个：一是发展生产，推动经济增殖，增加民众财富的同时也就会增加财政收入，如农田水利法；二是加强财政管理，将财政负担落实在有负担能力者（富户）身上，如方田均税法；三是通过市场交易提升经济效益，如免役法和保马法（放开民间养马，政府收购马匹）；四是深化市场，将政府手中原先未投入市场的资源转化为商品，如青苗法、市易法和均输法。总之，王安石十分重视商业交易行为对增加财政收入的意义。

王安石变法具有很多超前于时代的特征：一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原则，王安石不相信靠节俭就能度过财政难关，而是将重点放在“开源”上，认为只要理财得当就可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实则是一种“量出为入”的原则；二是没有依靠从暴利性商品中获利的方式，而是通过财政新法，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颇有新意；三是重视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商品交易；四是官府干预经济，避免官员的怠惰无为与贪污腐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