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样可惜。像两把淋过雨的绸伞，晾在旧宅廊下，滴滴答答，总也干不透。
是在南京东路的咖啡馆遇着他的。午后三点，光景最暧昧的时刻——太阳将斜未斜，像女人补过妆的脸，浮着一层金粉似的倦意。他坐在靠窗第三张桌子，白衬衫的袖口磨得起了毛边，齐齐折了两折，露出瘦嶙嶙的腕骨。我忽然想起十五年前，在姑姑家的客厅里，他也是这样坐着，膝盖上摊一本《呼啸山庄》，手指在纸页上轻轻叩着，叩着。
“还是喝柠檬红茶吗？”他抬起眼，眼角细细的纹路便漾开了。我这才发觉，我们都已不是能轻易说出“好久不见”的年纪了。
茶送来了。杯沿凝着水珠，一滴，两滴，洇湿了浅蓝的格子台布。他说起南洋的雨季，说起那种热带是雨，下起来是没有尽头的，不像上海，“上海的雨是计着时辰的，像女人的眼泪，哭完了还要照镜子。”
我想笑，却没笑出来。镜子，我们是有的，照见憔悴，照见那些不曾走过的路。他若娶了那位局长的女儿，我若嫁了去美国留学的叔叔家儿子，或许都比现在更体面一些。可体面是什么呢？是西装上永远挺括的纽扣，是宴会上永远得体的微笑。可我们都是会在后半夜，偷偷松开一粒扣子的人。
窗外有电车当当驶过，窗户震震的，把我们的影子揉成一团，又缓缓分开。他突然说，“前几天整理旧书，翻出你送的那本《传奇》”
“还在呢”
“扉页有点霉了。”他顿了顿，“字倒还认得清。”
我写的什么，早忘了。大概是句诗，或是句傻话。年轻时总以为墨迹是不会褪的，感情是不会霉的，人是不老的。现在知道了，什么东西都经不起搁置，搁久了，就变了。
他付账时，我注意到他皮夹里露出的相片的一角，是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我没问，他也没说。有些话就像礼服上的纽扣，解开了，反倒难堪。
走到街口，雨又下起来。他撑开伞，是那种老式的黑布伞，伞骨一根一根支楞着，像瘦马的肋骨。“我送送你。”他说。伞那么小，我们不得不挨得近一些，雨水顺着伞骨流下，在我们四周挂起一道透明帘子，世界变得模糊而柔软。
“还记得以前在苏州河畔躲雨吗？”他突然问。
怎么会不记得。也是这样的黄昏，也是这样的雨，我们躲在桥洞下，看船一艘艘驶过。他说要写一部小说，写一个永不结束的雨季。我说我要在扉页画一枝沾雨的玉兰。后来小说没有写，玉兰也没有画，春天太短了，短得来不及落笔，就过了季。
该分路了。他收伞时，水珠溅到我鞋面上，深色的圆点，像谁用墨笔轻轻点了一下。“保重。”他说。
“你也保重。”
我转身走进雨里。走了一段回头，他还站在原地，撑着那把黑伞，远远的，像一个褪了色的标点，点在泛黄的字里行间。
我们原可以不一样的。可偏偏一样了。一样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一样在最好的年纪错过，一样守着些发霉的旧梦，在雨天的午后拿出来晾一晾，又收进箱底。这世上的可惜分许多种，有的痛彻心扉，有的只是淡淡的怅惘。我们的可惜偏偏是后者，淡得像隔夜茶，倒掉了可惜，喝着又不是滋味。
雨渐渐密了。我伸手接住几滴，凉凉的，在掌心积成小小一洼。忽然想起他说的话：上海的雨是计着时辰的。那么我们的可惜呢？大概也是计着年月的。一年一年，滴滴答答，总也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