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哦不对，是前年年底的海影节上，看了《我的朋友安德烈》。三亚很暖，和银幕上的冰天雪地，形成鲜明对照。而这个现实中东北人的第二故乡，也与银幕上那个已经离开多年、逐渐陌生的东北，形成另一种同频。很奇妙，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故事，就这样同步上演。

电影自有动人之处。尤其结尾，当成年的李默与永远驻留在少年时代的安德烈重逢，李默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而安德烈自一扇红色大门后闪现，两人面对面站立，说了些什么，不重要，无非是迟来的告别。这才想起影片的开始，在回乡的飞机上，李默和安德烈也是分别从卫生间的两扇门走出，才有了第一次的“偶遇”。原来那一刻，历史的魂魄就已附体，“东北”和那个遥远的“九十年代”，就已经化作后背的疮疤，瘙痒难耐，直至挠出血印。

《安德烈》是双雪涛早期的小说，写得很直白。安德烈，本名安德舜，名字是他自己改的。而由“舜”到“烈”的变化里，三纲五常即被抛下。双雪涛说，这是个俄国人的名字。确实，卢布廖夫、老塔、康查洛夫斯基，都叫安德烈。

小说里，安德烈是反抗的象征。改名，是精神弑父，也是对传统的悖逆；在升旗演讲中，绝口不唱高调，大谈科学精神；考试时，别人都视公理为前提，他偏要质疑；当然最出格的行为，还要属给老师贴大字报，怕被人撕掉，他里里外外封了三层，用光了一整卷胶带。而且措辞比电影露骨，充斥革命话语：“我要向孙老师的行为开炮”、“我愿意做一门毛、邓、江和柳校长的迫击炮”……问他从哪学来的，答曰：从曾经做过的一道阅读题。正是那篇文章，打响了那场运动的第一炮。

小说的暧昧之处，正是由此散漫开来。对革命话语的调用，是反讽，也是回魂，是无可奈何，也是想象力的枯竭。它好像在说，运动远去了，但遗毒仍在；而比之更糟糕的是，当我们依然置身于同样的权力结构中，无法期待公平，那么最终人们会回归到历史中最危险、也最有效的那种表达方式，或者说，除此之外，也找不到其他手段。于是安德烈，这个反抗者的光环，也不再是纯然的耀眼，而有了醒目的黑斑。

他后来的命运，比电影更惨。他疯了。他成了某种价值失序的时代的代价。他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也不知道应该反对什么。他是WG的婴儿，也是新时代的弃子。

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它写出了从一个妄想与癫狂并存的年代，滑落到精致与冷漠交替的时代之后，一个反抗者，最终的虚无。

而电影是全方位地降维。片中的安德烈，更像一个天真、诚实、有原则的少年。那份大字报，也不再犀利，更像是童言无忌。而与小说的不同在于，不是安德烈，而是安的父亲指认出那是一份“大字报”。换言之，那是上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不是安德烈的有意为之。

而最终的告别，也就变得清澈，成了一种“纯真的失落”。让我想起罗伯·莱纳的影片《伴我同行》结尾的那段话：后来，我再也没有交到过像我12岁时那样的好朋友了。

（文/子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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