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IT科技评论》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AI治疗师的。叫The ascent of the AI therapist。写得挺好，我没有版权就不全文翻译了，做一点节选。更多内容（用AI）做了张脑图，分享在评论里。
文章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有超过 10 亿人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在许多人群中，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正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而很多人转向聊天机器人和心理APP。（在《黑镜》和我以前推荐过的科幻书籍《临界》里都有类似情节。）

但，“这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的试验结果喜忧参半。”

大型语言模型常被描述为 “黑箱”，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它们是如何产生结果的。其输出背后的内部运作机制模糊不清，原因在于算法极为复杂且训练数据规模庞大。在心理健康领域，出于类似原因，人们也常将人类大脑称为 “黑箱”。心理学、精神病学及相关领域必须应对一个难题：我们无法清晰窥见他人的内心世界，更不用说精准定位其痛苦的根本原因。
如今，这两种 “黑箱” 正相互作用，形成不可预测的反馈循环，这可能会进一步阻碍我们弄清人们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夏洛特・布莱斯在《机器人医生：为何医生可能让我们失望 —— 以及人工智能如何拯救生命》一书中阐述了乐观派的观点。尽管她对相关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并警告那些期待读到 “一篇狂热追捧技术的情书” 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失望，但她认为这些模型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行业的职业倦怠。
“医疗系统在患者的压力下濒临崩溃，” 布莱斯写道，“更少的医生承担着更繁重的工作，这为失误的产生创造了绝佳条件”，而且 “由于医生明显短缺、患者等待时间不断延长，我们许多人都深感沮丧”。
布莱斯认为，人工智能不仅能减轻医疗专业人员的巨大工作量，还能缓解部分患者与护理人员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例如，人们常常因为畏惧医疗专业人员或担心受到评判而不愿寻求必要的治疗，对于那些面临心理健康挑战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她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让更多人愿意倾诉自己的担忧。
但她也意识到，这些所谓的优势需要与重大缺陷权衡考量。例如，2025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治疗师可能会向人类用户提供不一致甚至危险的回应；此外，由于人工智能公司目前不受与持证治疗师相同的保密标准和《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IPAA）约束，这也引发了隐私方面的担忧。

类似的矛盾情绪也贯穿于丹尼尔·奥伯豪斯引人入胜的著作《硅谷心理医生：人工智能如何将世界变成一座精神病院》。
人工智能治疗师可能会将人类简化为可预测的模式，从而牺牲传统人类治疗师应提供的亲密、个性化关怀。“精神病学人工智能的逻辑指向这样一个未来：我们所有人可能都会成为由数字狱卒管理的算法精神病院中的患者，”奥伯豪斯写道，“在算法精神病院里，窗户不需要装铁栏，房间也不需要铺白色软垫，因为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这座精神病院已经无处不在——在你的家中、办公室里、学校里、医院里、法庭上和军营中。只要有互联网连接的地方，它就在那里等待着。”

2008年去世的魏泽鲍姆曾对计算机化治疗的可能性深表担忧。“计算机可以做出精神病学判断，”他在1976年的著作《计算机威力与人类理性》中写道，“它们可以用比最有耐心的人类复杂得多的方式掷硬币做决定。关键在于，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它们。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这些决定的依据，永远是任何人类都不应接受的。”

这一警告值得我们铭记。随着人工智能治疗师大规模出现，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模式：看似出于善意设计的工具，却与可能进行剥削、监控和重塑人类行为的系统纠缠在一起。在狂热地为急需心理健康支持的患者开辟新机会的同时，我们可能也在无意间关上了其他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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