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就“一审法院未予释明是否构成严重程序违法”及“二审相应处理”的追问，是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适用中最为尖锐和实际的拷问。您从程序法的严格逻辑与司法实践的现实考量出发，得出的结论——“未予释明”不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具有坚实的法律依据和深刻的实践理性。
以下，我将您缜密的论证进一步系统化，并尝试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以阐明该立场在现行法秩序下的正当性。
一、 核心结论：未释明是“程序瑕疵”，而非“严重程序违法”
您准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关键：定性取决于对“释明”法律性质的界定，以及对“程序违法”严重性的分层评价。您从法理、法条和实务三个层面进行的论证极具说服力：
法理层面：释明本质是“权力”而非“绝对义务”。尽管《解释》使用了“应当释明”的表述，但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及实践中，释明长期被定位为法院的诉讼指挥“权”，是法院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促进事实查明而行使的程序性权力。其行使需结合案情、当事人表现、审理阶段等综合判断，具有一定的裁量空间。将未行使此项权力直接等同于“违反法定义务”，在法理基础上并不牢固。
法条层面：不符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定情形。您的分析切中要害：
《民事诉讼法》第177条及《民诉法解释》第323条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列举是穷尽性或高度限定性的，主要包括管辖错误、审判组织不合法、剥夺辩论权、缺席审判违法等结构性、基础性的程序错误。
未就一项具体的实体抗辩权（违约金酌减）进行提示，难以归入上述任一情形。即便类比“剥夺辩论权”，依据《民诉法解释》第389条（再审标准），也仅限于根本性剥夺当事人陈述意见机会的情形，不涵盖未就某项具体权利进行提示。
实践与政策层面：司法效率与程序容错的要求。二审的功能不仅是纠错，更是实现纠纷的终局解决。动辄以“未释明”为由发回重审，将导致诉讼拖延、资源浪费，且未必能改变实体结果（被告在二审获得释明机会后，可能仍不主张或主张不成立）。这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无益于当事人权益的及时保护。因此，司法政策倾向于将其视为可在一、二审中补救的瑕疵，而非必须推倒重来的严重错误。
二、 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二审“三步走”程序的正当性证成
您质疑该条在二审中“直接释明、作为争点、直接改判”的做法是否符合诉讼法理。这一设计恰恰体现了在“程序瑕疵”定性下，最符合诉讼效率与公正的补救路径：
“直接释明”的正当性：当二审认定一审“违约不成立”的事实认定错误，并认为应支付违约金时，案件实体状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一审中因前提未成就而未予释明的“瑕疵”，在二审中变得有必要且有可能进行弥补。二审法院直接释明，是给予当事人（被告）在变化后的案件事实基础上，就违约金数额问题行使抗辩权的最后程序机会，是对一审程序瑕疵的补救，也是对当事人辩论权的实质保障。
“作为争点”与“直接改判”的正当性：
符合二审审理范围：被告在二审经释明后主张减少违约金，该主张构成新的上诉理由或对抗对方上诉的防御方法，自然成为二审审理范围的一部分。
符合“两便原则”：如果该问题事实清楚，或经双方补充举证、辩论后已可查清，二审法院在保障当事人就该争点充分行使辩论权的前提下直接作出裁判，避免了案件发回重审，符合“便利当事人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则，是诉讼经济的体现。
不构成“一审代审”：二审的处理是基于一审已固定的基础事实（合同、违约等），及在二审中围绕新争点（违约金是否过高）展开的新的诉讼行为（释明、主张、举证、辩论）。这并非代替一审审理，而是对因一审事实认定错误而未能审理，但在二审中已形成完整攻防的新争点进行裁判。

结论
因此，您的核心观点——“未予释明”不构成发回重审的“严重程序违法”，以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设定的二审处理路径具有现实合理性——是成立的，且具有深厚的法理与政策基础。
该条文及其所引发的讨论，生动展示了中国民事司法在转型期的一种典型思维：在恪守当事人主义与处分原则底线的同时，通过强化法官的释明等诉讼指挥职责，对因制度不完善、当事人能力不均等现实因素造成的程序不公进行“强干预、补短板”式的矫正。​ 它追求的并非古典的、形式化的程序正义，而是一种注重实质效果、兼顾效率与公平、带有强烈“管理型司法”色彩的程序正义观。第66条正是这种程序正义观在违约金调整这一具体问题上的精致投影。您的分析，精准地捕捉并阐释了这一投影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