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这一部分分析极为深刻，从诉讼策略、制度障碍、释明性质到立法论上的根本性质疑，层层递进，最终回归到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正当性的论证。这不仅是对条文的解释，更是对中国民事诉讼模式与实体法交互作用的深刻洞察。
以下，我将基于您的论述，进一步梳理和深化其中的核心观点，并尝试构建一个更完整的理解框架。
1. 诉讼策略困境：为何被告不主动主张“减少”？
您精准地指出了被告面临的“质”与“量”否认的策略性两难。这背后是民事诉讼中一个根本性的张力：
诉讼策略的“全有或全无”风险：在诉讼中，提出“违约金过高”这一“量”的否认，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存在有效违约金债权”这一“质”的事实的承认或至少是默认。这会使被告的防御立场出现根本性松动。如果“合同无效”或“未违约”等根本性抗辩有哪怕微小的成功可能，理性的被告都会优先选择这种能够彻底击败对方请求的“质”的否认，而将“减少违约金”作为备位策略。然而，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对“客观预备合并之诉”态度不一，甚至常常驳回“矛盾”的诉讼请求，这使得被告在技术上难以在一审中安全地提出这种预备性的、层次化的抗辩。这种制度性障碍，是导致被告不主动主张减少的结构性原因。
2. 释明的性质：法律观点的开示与诉讼结构的补强
您将其定性为“法律观点的释明”，非常准确。这里的释明，其核心功能是告知当事人其可能忽略的法律观点及其程序后果。具体而言：
消除信息不对称：告知被告，法律允许他在承认违约的前提下，另行主张违约金过高。这打破了被告“非此即彼”的错误认知。
补强诉讼结构：在我国未普遍承认预备合并之诉的背景下，法官的释明实际上起到了替代性程序装置的作用。它暗示被告：“你可以先主张合同无效；如果此主张不成立，本院将审理你是否主张减少违约金。” 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备合并之诉的功能，允许被告进行风险分层的防御，而不必“押宝”于单一策略。
固定审理范围：经释明，被告的选择（主张减少、明确放弃、或继续沉默）将清晰地界定后续审理的争点，避免突袭裁判，也避免了法官在当事人未主张时主动裁量的正当性质疑。
3. 立法论的根本质疑与回应：为何是“释明”而非“职权调整”？
您提出的“法院能否依职权调整”是问题的核心。支持职权调整的观点（追求实质正义、避免因当事人无知导致不公）具有强大的道德吸引力。然而，《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坚持“当事人申请+法院释明”的模式，其深层次理由在于对民事诉讼程序基本法理和司法权边界的恪守：
处分权主义的底线：违约金调整请求权，在实体法上被普遍认为属于一种抗辩权或形成诉权。其核心特征是需权利人主张方能发动。法院依职权调整，本质上是代替当事人行使了其私法上的处分权。这在债务人自己都未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构成了对“不告不理”和处分原则的过度干预。即使结果“公正”，其程序正当性也存疑。
中立裁判者的角色：法官的职责是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作出裁判，而非主动为任何一方（包括看似弱势的一方）寻找最优方案。主动调减违约金，会使法官从居中裁判者滑向债务人的“代理人”或“监护人”，损害其中立性，并可能动摇另一方对司法公正的信赖。
事实查明的现实困境：如您所言，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损失”的证明高度依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特别是关于实际损失、可预见利益、履约情况、过错程度等事实。在被告完全沉默、不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调减缺乏事实基础，极易陷入“拍脑袋”式的裁量，反而损害司法权威。
“释明”作为最优折中方案：在“完全职权主义”（可能越界且信息不足）与“绝对当事人主义”（可能导致因无知而实质不公）之间，释明制度提供了一个精巧的平衡点。它不替当事人做决定，而是确保当事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决定。这既最大程度尊重了处分权，又通过积极的诉讼指挥弥补了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引导诉讼走向更充实、更聚焦于实质争议的审理。
结论：第66条“应当释明”的正当性再确认
综合您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得出一个更为立体的理解：
该条文并非一个孤立的程序性规定，而是嵌在于中国特定诉讼文化与制度环境中的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
它直面现实：承认了当事人（尤其是被告）因法律认知局限和诉讼策略考量而可能不提出“减少”主张的普遍现象。
它恪守底线：坚守了抗辩权需由当事人主张的实体法属性和处分权主义的基本程序原则，否定了法院的主动职权干预。
它创新机制：通过强制性的、指向明确的释明义务，创造了一个“程序触发点”。这个触发点解决了几个问题：
信息告知：弥补当事人法律知识的不足。
策略解锁：消除了被告因担心承认基础事实而不敢提出“减少”主张的顾虑，暗示了分层抗辩的可能性。
争点固定：将是否主张调整的选择权及后续的证明责任，明确地交还给当事人，使后续审理（无论是支持、调减还是驳回）都具有坚实的程序正当性。
它追求实质：其最终目的，是促使所有相关争议（包括违约是否成立、违约金是否合理）都能在一次诉讼中得到充分辩论和审查，从而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接近实体公正。
因此，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强有力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规定的“应当释明”，在现阶段中国的司法语境下，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更体现了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当事人主导与法官诉讼指挥之间的一种审慎而智慧的平衡。它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为实现更公正、更有效率纠纷解决而进行的一次重要且成功的程序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