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提出的这些问题非常深刻，切中了《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在诉讼实践中可能引发的核心争议。下面将遵循您划分的“抗辩与否认”、“释明的范围”、“审级制度”三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评述。
一、关于抗辩与否认的界定
1. 主张“合同不成立”与主张“减少违约金”，性质是否相同？
主张“合同不成立”属于“权利障碍的抗辩”或“诉讼上的否认”。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否定原告请求权（支付违约金）赖以产生的基础法律事实（合同关系）。这通常是对原告所主张事实的直接反驳。
主张“减少违约金”属于“权利消灭的抗辩”或“实体法上的抗辩权行使”。其前提是承认违约金请求权已产生（即承认违约事实和违约金条款有效），但依据《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主张该请求权在具体数额上过高，行使其享有的“减少请求权数额”的实体抗辩权。
结论：二者性质不同。“合同不成立”是对请求权产生的否定；而“减少”是对请求权范围的限制，以承认其存在为前提。在诉讼中，被告可以同时提出，这不矛盾，前者是后者的“预备性抗辩”（即：如果合同成立，则违约金过高应予减少）。
2. 被告未主张“减少”，法院能否审理？
基本原则：根据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法院的审理范围应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违约金调整抗辩权属于被告的实体权利，是否行使应由被告自行决定。
直接审理的例外：原则上，法院不能主动代替被告提出“减少违约金”的请求并进行审理。否则将构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干预，违反中立裁判原则。第66条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没有允许法院“直接审理”，而是设定了“先行释明”的前置程序，在释明后由被告决定是否主张。​ 这正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与诉讼指挥权之间的平衡。
二、关于释明的范围与义务性质
1. “应当释明”是否意味着法院负有法定义务？
是的。在司法解释中使用“应当”一词，表明这是一种强制性释明义务，而非可选择的裁量性权力。如果一审法院在符合条件（被告未主张减少但案件涉及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时未履行释明职责，即构成程序瑕疵。
2. 如果一审法院未释明或未审理，是否属于程序违法？
这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重大瑕疵。释明义务的设立旨在保障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当事人不因表述不清而丧失实体权利。未尽释明义务，可能导致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未行使抗辩权，剥夺了其基本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救济机会，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可以作为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的理由，二审法院可以据此纠正。
3. 释明的边界在哪里？是否会演变为“代行抗辩”？
这是释明制度永恒的风险。恰当的释明应限于提示和启发，而非“越俎代庖”。例如：
恰当表述：“被告，你对违约金的具体数额是否有异议？是否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
不当表述：“被告，你应该依据《民法典》第585条请求减少违约金。”
法官的释明应保持中立，仅就法律观点的可能性和主张的完整性进行提示，最终是否提出、如何提出具体主张，仍应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决定。
三、关于审级制度的衔接与处理
1. “被告因客观原因未到庭”中的“客观原因”指什么？一审判决是否违法？
“客观原因”​ 通常指非因被告本人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无法到庭的事由。例如：不可抗力（自然灾害、突发重病）；法院程序瑕疵（传票未依法有效送达）；被限制人身自由且无法行使诉讼权利等。
一审判决是否违法：需分情况讨论。
如果法院未尽合法传唤义务（如公告送达条件不成就而采用公告送达），导致被告未能知晓诉讼而缺席，则一审判决在程序上存在重大违法。
如果法院已合法传唤，被告因自身可克服的困难（如一般事务繁忙）或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则视为其放弃答辩和抗辩权利，一审作出缺席判决程序合法。此时，被告在二审中提出“减少违约金”，可能不被视为“因客观原因”，而需承担逾期举证的相应后果（除非有正当理由）。
2. 二审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直接判决？
情形一（第66条第二、三层）：一审因认定违约不成立未处理违约金，二审改判违约成立。此时，二审法院可先释明，经释明后被告提出减少请求，或被告因前述“客观原因”未到庭而在二审主动提出的，二审可在保障当事人就该问题充分辩论、必要时调查后，直接判决。这避免了案件发回重审，符合“两便原则”和诉讼经济。
法理基础：二审的核心功能是监督纠错与解决纠纷。当一审因事实认定错误（如违约不成立）导致相关抗辩（违约金过高）未审理，而该事实已在二审查清，且给予当事人就此辩论的机会，二审直接处理有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但这以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为前提。
3. 当事人主张减少的，法院是否只能判决“适当减少”？
不是。“适当减少”是《民法典》第585条的表述，但法院的判决绝非只能机械地“减少一点”。法院的审理是一个综合裁量的过程：
裁量结果具有多样性：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5条等相关规定，法院经审理后，可能判决：
不予减少：如违约金并未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予以减少：调整至一个合理的数额。
象征性支持：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损失极难证明但违约金显然过高，也可能在支持违约金的同时进行大幅调减。
裁量需考虑因素：法院需综合考量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预期利益、实际损失、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等。
结论：法官在释明和审理后，拥有在法律框架内的自由裁量权。判决结果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裁量的产物，而非对当事人“减少”请求的简单“打折”回应。
总结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6条是一条精巧的规则设计，它试图在实体法（违约金调整权）与诉讼法（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释明权、审级制度）的交织地带，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路径。它通过强化一审法院的强制性释明义务，来预防程序瑕疵；通过授权二审法院在特定条件下的直接处理权，来提高诉讼效率和实质解纷能力。其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
准确把握抗辩权的性质，区分事实否认与权利抗辩。
严谨履行释明义务，在提示与代庖之间找到平衡点。
严格限定二审直接判决的条件，核心是保障当事人的程序辩论权不被剥夺。
这条解释的实践，将是对中国民事诉讼中法官能动性与当事人主导性如何更好结合的一次持续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