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今天的法学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忙,他们的名字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学术成果中,但他们对法律人群体的精神塑造力,却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弱。他们教你如何在法教义学内部精雕细琢,却不回答'当教义学面对明显的不公时如何自处';他们告诉你比较法的最新理论,却不讨论'在特定语境下什么值得比较';他们展示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方法论,但对'我们究竟为何需要法律'这个根本问题,往往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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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今天的法学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忙,他们的名字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学术成果中,但他们对法律人群体的精神塑造力,却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弱。他们教你如何在法教义学内部精雕细琢,却不回答'当教义学面对明显的不公时如何自处';他们告诉你比较法的最新理论,却不讨论'在特定语境下什么值得比较';他们展示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方法论,但对'我们究竟为何需要法律'这个根本问题,往往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