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知识者乐于把自己写成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展示他们矛盾痛苦的情怀、撕裂挣扎的灵魂，把责任和过错推到外部社会，从而获得新道德的宽宥和旧道德的赞赏。相反，男性知识者在写父与女、母与女的冲突时，则消除了知识女性内心的痛苦，把刚毅与勇敢的品性赋予新女性。——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

发布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