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简文帝集校注》没能检出萧纲《听早蝉诗》中“五官柳”的详注，用《晋书》中陶侃的官柳记载来推测也没什么道理，如果以陶侃作为典故本事，至少要溯源到萧纲当时可能会看到的材料才对。要我说这个“五官柳”为什么就不能是曹丕官渡柳的变体呢？毕竟倘若认为“三危露”的“三危”是整体，那将“五官”拆开来解也不是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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