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中，索维尔转引兰辛日记来批评“民族自决”口号的后果与可操作性：“The phrase is simply loaded with dynamite. It will raise hopes which can never be realized……will certainly come home to roost and cause much vexation.”——这种口号会导致不可兑现的期待、引发冲突与生命代价，并最终使该原则被现实“证伪”、信誉破产。在这里，索维尔对比了道德愿景与可预期的具体结果与责任。

托克维尔与雷蒙·阿隆都曾经提醒我们：政治并非纯粹的道德宣言场，而是一门以制度、权力与人性为材料的可操作技艺。响亮的道德愿景往往以普遍正义之名发动情感与动员，但它的危险在于把“应然”的光辉当作“实然”的保证：当手段、激励结构与社会条件并不支持时，愿景就会转化为不可兑现的期待、道德勒索式的升级竞赛，最终以失望与更严厉的强制收场。托克维尔在分析民主时代的政治激情时强调，良好秩序依赖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与渐进的习惯塑造；若以抽象正义压倒具体自治与中介团体，往往会以“解放”之名走向新的集权。阿隆则以“去神话化”的现实主义强调，政治选择总在不完美世界中进行，是对成本、风险与可预见后果的负责权衡；道德语言若拒绝为结果负责，就会把判断外包给历史或命运，逃避可检验的成败标准。由此，两人共同构成一种政治伦理：道德愿景并非应当放弃，但它必须被翻译成可执行的制度、可评估的路径与可追责的决策，否则它只是把高尚感置于公共代价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