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女性身体与健康# 早在1974年，印度人口控制机构的关键人物之一，帕伊博士(Dr D.N.Pai)就主张堕女胎(Balasubrahmanyan,1982:1725)。不仅仅男医生和科学家主张将堕女胎作为解决印度“人口问题”的最佳途径，也有像达尔马·库马尔(Dharma Kumar)这样的女性，试图将资本主义的供求逻辑应用到社会中，以评估女性的价值。经济学家巴尔登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印度反女性的倾向是女性在农业经济活动中参与方式变化的直接结果(Bardhan,1983)，为了回应巴尔登，库马尔写道：

为什么看不到这其中的经济逻辑呢？受孕时的性别选择将减少女性的供应，她们将变得更有价值，女性儿童将得到更好的照顾，将拥有更长的寿命。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工具，来平衡女性的供求关系，并使她们的价值在全印度相等（因为种姓、地区、宗教和其他障碍阻碍了女性的流动）。因此，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可以预期，北方地区的嫁妆将会出现下降趋势(Kumar,1983:63)。

她甚至鼓吹羊膜穿刺术和堕女胎，认为这是比杀害女婴更人道的解决办法：“堕女胎不比杀害女婴或者虐待小女孩更好吗？除此之外，又有哪些替代性的政策能够改善女性的处境呢？”(Kumar,1983:64)

在父权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憎恨这一点上，我认为找不到比达尔马·库马尔的建议表达得更旗帜鲜明的了，这种憎恨由女性自己内在化，并转向反对自己的性别。她甚至绝口不提父权制和性别歧视下的社会关系，更没有主张改变这些关系；反而是建议将消灭女性本身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这让我想起了人口控制机构的逻辑，他们建议通过消灭穷人来消除贫困。但这一情况更糟糕，建议采取这种以杀害女性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人，竟然也是一名女性。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德] 玛丽亚·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