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引自Mass,1975:22）1973年，生物学家波斯特盖特(John Postgate)更进一步，主张将人为性别选择作为人口控制的一种方法。维马尔·巴拉苏布拉曼扬(Vimal Balasubrahmanyan)还专门提到了像波斯特盖特这样的人所宣传的男性乌托邦：

波斯特盖特认为，在“需求最迫切的国家”，生育控制的作用寥寥，“战争、疾病、合法杀婴和安乐死等控制人口的替代方法也不适用，因为它们不可选择、不能被接受、不能迅速生效，也不够持久”。他建议，“生育男性是唯一符合上述所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无数人都会抓住机会生育男性（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这不需要强迫甚至不需要宣传鼓励，只需要用成功的实例证明即可(Balasubrahmanyan,1982:1725)。

同时，随着性别选择技术、羊膜穿刺术和超声波扫描仪的发展，“生育男性”的前景已经成为现实，印度如此，在中国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在印度，阿姆利则(Amritsar)的一些聪明医生利用印度父母对男性后代的偏好，做着一桩“好买卖”，通过羊膜穿刺术确定性别后，他们帮着打掉女胎。直到类似的事情被公之于众，这种做法才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在广告中这些医生们说，他们既做性别预选，也做堕女胎。正如巴拉苏布拉曼扬所担心的那样，在印度的许多女性团体提出抗议后，这种做法并未消亡，特别是当超声扫描技术被普遍使用时，这种做法将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德] 玛丽亚·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