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雪波答《诗歌月刊》十一问

1.缘何写诗？

答：一个人之所以写诗乃至成为一个诗人，与他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性格命运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学气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或深处，也许还存在着某种“命定”的神秘性。如今我越来越觉得，诗人和诗歌的相会相磋其实是一个彼此拣选的过程。对我来说，诗歌犹如生命的乐器，更是灵魂的呼吸。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思考与想象、情感与认知借由诗歌赋予了一种有意义的形式；写诗成为自我塑造的内在需要，诗人在书写中感受与语言同频的精神共振。

2.你的诗观是什么？

答：诗歌书写的是对经验世界的感知，但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应是那从经验的门隙投射而入的未知世界的光。如果没有神秘之光或超验之光的照临，语言仍将置身于自身的晦暗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只能触及日常经验表层的诗歌，其核心问题仍可归因于书写者感知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是扁平的。而如今加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正将这种扁平化思维向着更为平滑的方向推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思维或诗歌的感官必须是反时代的，真正的先锋应是那“后退着走进未来的人”，在当下尤其如此。

3.故乡和童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故乡是一个人出发的地方，却是我永远回不去的远方。我祖籍广州，青年时期的父亲因为投身革命，从南方到了北方，后来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一家人又从北方辗转迁到了江苏，而父亲最终未能实现叶落归根的心愿。我的童年生活是在矿区与乡村之间度过的，铁与煤、麦地与运河、方言与书籍，共同滋养了生命，也在少年骨血中埋设下某种对抗性的张力，使我在之后的写作中能用个人化的视角回溯过往。荷尔德林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随着岁月的流逝，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已经不太重要了。诗歌就像是随身携带的故乡，写诗的时候总有一种近似于还乡的冲动、紧张和愉悦。

4.诗歌和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与对应关系？

答：在现代社会中，诗歌是一种抵抗异化和遗忘的临界艺术。诗人无法跳出他所生活的时代，同时也抗拒时代潮流的裹挟。一个真诚的写作者应与时代保持一种“目击”和“凝视”的距离，这样的身位取决于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阿甘本）。诗人更像一个旁观者，有时又是那个攀在船骸的桅杆上发出呼救信号的人。所谓“修辞立其诚”，我的理解是，诗人应当关注所有噬心的时代主题，并通过精湛的技艺将它们破却在语言之中。

5.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答：如何在写作中突破既有的语言惯性和艺术风格，进而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的困境。我不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写作的人，对环境和个人状态的苛求导致难以做到所谓松弛感，因此无法以量取胜。我希望能拥有一颗强大的诗歌之胃，来消化各种纷杂的事物和难题；也希望能有更开阔的精神空间，去连接那些伟大的灵魂，并在个人诗学中实现丰富与纯一的融合。

6.经验和想象，哪一个更重要？

答：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把想象力视为上帝，当神圣与信仰祛魅后，诗人通过语言的秩序和内心的整饬来平衡世界的混乱。但是，想象真的那么可靠吗？想象力如果忽略了无法进入艺术中的现实世界，就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我们看到有太多脱离了现实经验的凌空蹈虚的作品。相较而言，扎根于经验世界的写作，与依赖于修辞和想象，依赖于命题或观念的写作不同，就像树根与泥土之间的关系，前一种写作有着原发的直接性和生长性。

7.诗歌不能承受之轻，还是诗歌不能承受之重？

答：当诗歌过度追求“轻”，可能会落入虚无主义的窠臼和后现代式的琐碎；当诗歌刻意承载“重”，可能会成为某种宏大理念的空洞图解。瓦雷里说，诗歌“应该像鸟儿那样轻盈，而不是像一根羽毛”。如何在精神重力中保持飞翔的轻逸，是对诗人的技艺和真诚的双重考验。

8.你心中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答：关于好诗的标准，往往因人而异，诗人、评论家、读者各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我心目中的好诗，应该包括饱满的知觉、精细的肌理、坚实的结构、鲜活的语言，以及切入生命纵深的气势和洞见存在真相的深度。一首好诗，可以是犀利的，如单刀直入，攫取核心；可以是沉著的，如香象渡河，截断众流；可以是空灵的，如月卧松溪，风过钟鸣……在一个普遍缺乏耐心的时代，一首好诗不是制造即时性快感的分行文字，它应该具有“反熵”的品质，使读者不那么容易把它一次性地消费掉。

9.从哪里可以找到崭新的汉语？

答：最近在读陈先发的诗文集《破壁与神游》，其中他以“枯”为词根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挖掘和阐发。“枯”不仅是东方传统美学的一种表现，还是一种方法论、一种哲学、一座修罗道场，更可作为一个可以无限追问下去的宇宙圆点。诗人通过灵动雄辩的书写，为“枯”注入了丰富的内涵和鲜润的活力。我从自己所写的读后感中摘录一段，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枯不是死，死是生的反面。枯是无限逼近死的状态，但又蕴含着生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生与死之间的临界点、转捩点；在这个意义上，由枯之思所激发的写作自觉，是对诗歌最深动能的唤醒，是在生与死交战搏杀之时的语言内爆。由枯之思，诗人将自身推向了一种绝境，然后在无可遁逃时发起绝地反击。犹如新芽刺破枯枝的皮肤，或‘春天猛地灌入枝头’，这是生命自我更新的过程。有过雪压青松的苦寒，才有万物复萌的盎然。”

10.诗歌的功效是什么？

答：从写作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诗歌是诗人进行语言抵抗运动的堡垒。外部暴力总是通过入侵语言实施对个人内心的控制——凝固句法、固定能指、维护词与物之间单一的命名关系，建立话语权威，等等。诗歌通过隐喻、象征、反讽、变形等手段来挣脱词的控制，让能指漂浮，实现各种异质性语言的对立统一，从而达到一种内蕴丰富而又具有延展性的动态平衡。

11.你认为当下哪一类诗歌需要警惕或反对？

答：在当下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存在着同质化的现象，这可能是受到某几位著名诗人和翻译诗歌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精神结构和美学倾向上的趋同化，这是需要警惕的。诗歌艺术不但要求新、求变，还得求真。如果只从观念和文本出发，而不能让诗歌与自身的独特经验发生真实的摩擦，就很容易滑入一种空洞和抽象的模式化写作。另外，在当代诗歌生态中，还应当警惕两种暗流，我称之为“诗歌QN主义”和“诗歌MC主义”，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实则共享着一种深层的权力逻辑，共同构成了对诗歌自由本质和多元生态的压抑。

2025.6

（本文刊于《诗歌月刊》2025年第8期，因杂志版面所限，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