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近一次读者见面会上，强调了“中国的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我们拥有多元的地方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将地方性固化或者风景化，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创造出新的地方性，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方法和视野。也只有在这个视野中，我们才能呼应本文开头提到的应激性的文化反应，将一代人遭遇到的历史境遇转化为一种寻找和锻造的能力，在多元的地方性书写路径中跳脱“区域”的束缚，不断地解放地方和再造地方，同时也就能持续保持文化有机体的活力，并以此超克历史的重复和堕落。——杨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