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家，佛教是风险最大的思想。

一旦走偏，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尼采的“超人哲学”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因为佛教的核心理念，从表面看是消解，但实际是对抗。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抛开所有意义，回到最本初的“生命个体”来看:

人类走到今天，虽然至今无法明确回答“何为生命”这个问题，但有两点是明确的：

生命是规律的产物
生命是“熵减”，即一种在体系内部对抗熵增的系统
进化论告诉我们，打出现开始，生命就没有目的，不过是规律的显现：

所谓“进化”，是基因变异、自然选择、遗传漂变等机制作用下的无目的过程，它追求的不是“美好生活”，而是在特定环境下“短期内的适应性生存与繁殖”。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人类”的出现。

前额叶皮层中大量神经元的链接，导致人类涌现出了“理性”这种独特的认知能力，我们能够预见未来、反思过去、并认识到“我”终将死亡。

由此，原始本能无法解决的“存在性焦虑”就出现了。

简单而言，“存在性焦虑”就是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要到哪去？

人类历史上所有哲学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解除焦虑。

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各自回答一个：

我是谁？问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需要在社会中定位自己，回答这个就是回答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和价值。对应儒家。
我从哪里来？问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追根溯源，在天地间找到人类这个群体诞生的意义以及人类的根性。对应道家。
我要到哪里去？问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对比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死亡，人们需要一种摆脱恐惧的方式。对应佛教。
佛教，以精密的逻辑形式，对抗“死亡”这一大恐怖。其革命性在于，它要对抗的目标不是痛苦、恐惧，而是“自我”。它不是通过给“我”找一个避难所来对抗，而是通过消解“自我”这一概念本身，来让“对抗”失去意义，最终达到一种超越生死的宁静。

而佛教的风险就在于：它提出的解决方案，要求放下“我”的执着。如果你承认生命的唯一目的是基因复制的最大化，那么任何削弱繁殖欲、自我保护欲（如出家、割肉饲鹰）的行为，都是危险的。

佛教是企图用其宏大的思想体系，对抗由进化所赋予的本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佛教、尼采、黑格尔放在一类，因为它们都试图用理性构建一个宏大、超越个体的解释体系，并要求个体“服从”于这个体系。

这是一场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豪赌。

所以我说“佛教是风险很大的思想”。

哲学上，把这种理性超越其合理边界，从一种帮助人类认识世界、改善生活的工具，转变为支配思想、社会甚至价值的过程称为“理性的僭越”。

太多的佛教信徒，用佛教理论消解“自我”的同时被僭越的理性所控制。

思想若脱离“生命”的根基，强行用理性覆盖本能，很容易滑向冷漠、自私。

他们用中观逻辑论证“慈悲虚妄”，用禅宗公案标榜“超凡脱俗”，把“划清界限”当作精神贵族，把佛教降格为哲学游戏，最终把冷漠合理化为“空性”，把自私合理化为“无我”。

这就是佛教出现大量仁波切、释永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