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感“东北文学”，我仔细看他们的苦痛，我发现我的父辈们的生活比他们还差。在计划时期，好的大厂子里有医院有学校甚至还有托儿所，在工农业剪刀差的方针下，他们生产的工业品能换一个农民的半年的工作收入。他们说他们为厂子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可另一些在东南沿海血汗工厂来自广东、广西、四川、湖南工人谁又在乎他们呢?还是说需要大量输血的公有企业难道就比提供正向财政收入的私营企业更高贵。私营企业每年倒一批又长出一批，在我父辈同僚的小样本中我就没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从没失业。在那个年代父辈们多羡慕可以进入企业，共享“剪刀差”收益带来的生活质量，可家乡就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甚至做一个农民，土地也是又贫瘠又少的，半渔半耕，大鱼自己不吃只能记作工分，长期饥饿让175的太爷养出了一米六出头的爷爷、大伯、父亲。我反感他们苦难叙事，并不是我对于他人的下岗毫无共情心理，而是父辈们对于过往极不愿主动提及，如不是我强势追问根本不可得知，这让我感到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