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最近有两件很傲慢的事对我造成了重创。

第一件。我隔壁专业后殖民主义文学的朋友课上被老师问到“中国历史上的难民事件可以分享一下吗？”的问题后沉默了。老师打断“嗯，你不知道吗？好的，哈哈。”这个专业仅5人，那节课3人请假，只剩下同为英语人的老师和同学无奈地对着唯一的非母语者嗤笑着。事后老师还问了朋友的雅思成绩，反复确认，说要和学院上报。好奇妙你知道吗。讲授着解构霸权文本的人，自己的舌头却成了最操蛋的规尺？分析着帝国语言暴力的人，在生活中原来就是这么优雅地融会贯通的。我那一整天都陷入了一种已被验证的衰微感中。

第二件。我同专业的另一个中国人和我就作品集展开讨论。我说我无非写一些代际传承的伤痛，人生阅历所限。她说“谁不是呢？可是话说回来，我原生家庭很幸福，好难写哦。不过感觉也可以写疫情，但是疫情这种东西离我们太遥远了，也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知道吗，她的话好像一根针刺开我颅骨的轴心，我平坦的认知被轻而易举地刺穿了，嘴巴被大脑重创到只能吐出“嗯嗯....”我没必要发出任何响亮的音节。一个没正视过影子的人要怎样述说黑暗？既然那里一切苦痛的成色与密度从未成立，那么你与我之间的对话也不再需要任何锚点。我投降了，而你从来没加入过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