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爱的共同体”的神话早已遭受性统治的现实之击而坍塌了。人们只是不愿承认这个现实而已。诚然,只有当放弃将家庭看作“整体的构造”(monolithic structure)[Macleod&Saraga, 1987: 13]之时,女权主义者的家庭分析才存在可能。不仅如此,倘若暂且从“爱之共同体”的神话中抽离出来,那在私人的“神圣领域”中,暴力和压迫的存在就昭然若揭了。
顶着个人隐私这一“神圣”的光环,家庭得以将公共性干涉与监督拒之门外。而正因如此,也不难想象现代社会中家庭已成为私人暴力的主要场所。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以及对孩子的虐待,都是私人领域确立(privatization)的专有产物。[Blumenfeld&Mann, 1980: 293]
作为公共领域统治及其理论无法触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家庭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是“友爱的乌托邦”。私人领域无论何时都可以转化成一个封闭专制的小王国。由于家庭的共同体神话的生命力过于顽强,被殴打至生命垂危的妻子即使求助,但当警察在了解施暴者是其丈夫之时,他们也只是沉默而去。当遭受性暴力的孩子终于鼓起勇气开口时,大人们不予理睬或只是称孩子是在撒谎而已[Macleod&Saraga, 1987]。仿佛比起家庭的现实,人们更希望保留家庭的神话。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不仅有权力统治,还存在着赤裸裸的暴力。当“整合”家庭的不是爱而是专制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正因为指出家庭中存在统治和压迫这一现实,才被扣上“瓦解家庭”的罪名。
因此,在把“家庭”作为分析对象之时,首先必须要向共同体神话的禁忌发起挑战。剥开那个我们曾深信不疑的超个人性的实体,那个尚未被问津的、被残留下的“神圣领域”。为此,我们必须回到权利与资源分配不均的个体集合之中。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德] 玛丽亚·米斯
发布于 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