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能力再生产的范围（即住所和家庭）被“界定为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个自然是私人的、被驯化的自然，而工厂则成为公共的、社会的（“人类”）生产场所。
正如殖民地的“自然化”过程是建立在大规模使用直接暴力和胁迫的基础上，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女性的驯化过程也不是一个和平的、田园牧歌般的事件。女性并没有自愿地将她们生产力、性和生育能力的控制权交给她们的丈夫和大人物（教会、国家）。是在性自主权和生产自主权经受了几个世纪的残酷攻击之后，欧洲女性才成为我们今天大体上的样子，成为依附他人、驯服的家庭主妇。与在非洲对黑奴的劫掠相对应的，是欧洲的猎巫行动。这两者似乎是通过资本主义视角下男性—狩猎者所面临的相同困境而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他如何试图将女性降为单纯的生产条件，降为可以被占有和剥削的自然，他都无法在没有女性的情况下生产出活生生的人类劳动能力。武器为他提供了一种纯男性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即奴隶制或战争，梅亚苏认为，这是男性在亲属关系体系中再生产的等同物(Meillassoux,1978:7)，是某个社会的男性为独立于女性再生产所做的努力。但这种男性的生产方式有其自然的局限性，特别是当“人牛”的狩猎场被耗尽时。因此，有必要将欧洲女性的生育和生产力量置于父权制的控制之下。在14世纪和18世纪之间，男性行会和崛起的城市资产阶级设法将女性手工业者挤出生产领域(Rowbotham,1974;O'Faolain and Martines,1973)。此外，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大多数是贫苦农民或城市贫民出身，几个世纪以来被迫害、被折磨，最后被当作女巫烧死，因为她们试图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是生殖能力保留某种自主权。教会和国家对女巫的攻击不仅是为了使女性的性处于从属地位——尽管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她们作为堕胎者和助产士的工作。近年来出现的女权主义文献充分说明了这一策略(Rowbotham,1974;Becker-Bovenschen-Brackert,1977;Dross,1978;Honegger,1978;Ehrenreich and English,1973,1979)。不仅女工匠被赶下工作岗位，财产被城市当局、国家和教会没收，而且女性对生产新生命的控制也必须被粉碎，不能让她们决定生孩子还是堕胎。这场针对女性的战争在整个欧洲至少肆虐了三个世纪(Becker-Bovenschen-Brackert,1977)。
猎杀女巫不仅具有控制女性性行为和生殖行为的直接惩戒效果，而且还具有确立男性生产力高于女性生产力的效果。这两个过程是密切相关的。鼓吹猎杀女巫行动的人，无休止地谴责女性的天性是有罪的（“罪”与“天性”同义），在性方面无法控制自己，贪得无厌，随时准备勾引正直的男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女性还没有像后来19世纪或20世纪的情况那样，在性方面被视为被动的甚至被看作无性的存在。相反，她们的性活动被看作对有德男人的威胁，这些男人想保证他的后代、他的财产继承人的纯洁度。因此，保证女儿和妻子的贞洁是男人的义务。因为她是“自然”，是“罪恶”，必须永远处于监护人的保护之下，她成了一名永久性的未成年人。
只有男人才有能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和公民。为了控制自己女人的性，男人们采用殴打和其他暴力手段(Bauer,1917)。但所有对女性罪恶天性的直接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都是为了剥夺女性对其他经济生产功能的自主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建立男性霸权。
性自主权与经济自主权密切相关。男性医生的职业化是对女性生产活动的冲击，这一案例是最好的证明，他们把女性治疗师和助产士当作女巫，驱逐她们、谴责她们。在对女性的奴役中，新的资产阶级崛起（见第三章；亦可参见Rowbotham,1974;Ehrenreich and English,1979）。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德] 玛丽亚·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