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在身体政治的背景下，对女性来说，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运动也许是最重要的一课。与早期妇女运动所希望的相反，女性参与公共领域、获得投票权和加入雇佣体系，并没有解决父权制男女关系的基本问题，这种关系似乎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围绕着性别暴力的诸般表现而进行的动员，提高了女性的认识，让她们看清个别男人明显的“私人”侵犯与“文明社会”的主要机构和“支柱”之间的系统性联系，这些机构和支柱包括：家庭、经济、教育、法律、国家、媒体、政治。从她们对各种形式的男性暴力的亲身经历开始，女性开始明白，强奸、殴打妻子、性骚扰、调戏女性、性别歧视的笑话等等，不仅仅是个别男人不正常的行为表现，而是整个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体系（或者说父权制）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体系中，直接的身体暴力和间接或结构性的暴力仍被普遍当作一种方法，用来“让女性待在她们的位置”。
对于男性暴力侵害女性的起源和政治意义，不同的女权主义团体有不同的解释。一些人在男性暴力中看到了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男性统治体系或性权力政治的表现(Millet,1970)，归根结底，它植根于男性的体质或心理。这种解释几乎没有为历史发展和特殊性留下任何余地，而是假定各地的男人在任何时候都试图把自己的权力建立在女性的从属地位上。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作为女性拒绝对我们的从属地位进行生物学上的解释，我们也必须拒绝有关男性性别暴力现象的生物学还原主义。更现实的做法是将这些男性暴力的形式，特别是它们似乎在增加的事实（见第五章），解释为有时间限制的和特定的，并看出它与主导我们当今世界的社会范式（即“文明”），换句话说，与“资本主义父权制”有着内在的联系。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父权制不包含对女性的暴力（参考中国、印度、犹太的父权制），但这些制度从未声称他们已经消除了直接暴力，从未声称他们已经“平息”“文明化”“驯化”“合理化”了所有男人对男人、男人对女人的直接侵犯。但现代或资本主义的父权制或“文明”反而是以这种主张而崛起；它宣称自己优于所有其他“凶残”“野蛮”的制度，这种文明声称，已经取缔了公民互动交往中所有的直接暴力，而是将其移交给总的主权者，也就是国家（参见Elias,1978）。
尽管“文明”取得了所有备受赞誉的成就，但如果在这种制度下，女性仍然被男人强奸、殴打、调戏、侮辱、折磨，那么就会出现一些需要回答的严肃问题：
1.如果对女性的暴力不是偶然的，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拒绝生物学的解释——正如我所做的那样，我们就必须寻找对这种制度的运作至关重要的原因。
2.就像女权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把所谓的私人领域纳入经济和政治领域，那么资本主义把所有经济以外的暴力或胁迫转化为经济胁迫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3.在政治领域，国家对直接暴力的垄断显然止于私人家庭的门口。
4.如果是这样，那么划分“私人”与“公共”的界线，也就意味着划分“私人”无规制的男性暴力（强权统治，rule of might）与有规制的国家暴力（正当统治，rule of right）。
5.因此，就女性而言，在文明或“现代”社会中“正当统治”将取代“强权统治”的期盼并没有实现，尽管这是旧妇女运动所希望的。现实情况是两者并存（参见Bennholdt-Thomsen,1985）。
6.同样，如果这种共存不只是偶然的，或者像某些人解释的那样是“野蛮”时代遗留的结果，那么显然，我们必须对什么是文明或资本主义父权制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所有国家的女性围绕着暴力问题行动起来，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制度下的公认观点提出了根本性质疑。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德] 玛丽亚·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