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有门槛的生平考证与文本细读，轶闻野史更接近于世人庸常的生活，也更易于为世人所接受。于是，李清照词作中“酒”的风雅意象，被断章取义为“性嗜酒”，而晚年撰写的「打马图经序」，也被简单地误读为“性好赌”：

“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后世之人，不惟学圣人之道，不至圣处。虽嬉戏之事，亦得其依稀仿佛而遂止者多矣。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诚然，李清照在此文中坦承自己“性喜博”，但此“博”并不是今人想当然以为的“赌博”，更不是以讹传讹的“打麻将”。李清照所谓的“博”是一种名为“打马”的棋类游戏，近于后世的围棋或象棋，其法如今已不传，但经学者考证，这应该是一种讲究智巧的游戏，主要流行于宋代上流社会，是“博弈之上流，闺房之雅戏”。

李清照自称为博戏废寝忘食，每博必赢，但意却不全在娱乐消遣。藉由“打马”之戏，她开始阐发道理：为何我每博必赢？因为我专精于此。何为“专精”？“专”为专心，“精”为精深。对待世间万事，人若专心，便能精深，造诣若能精深，便可探知个中奥妙。

接下来，李清照以一连串的古事来论证：庖丁“目无全牛”“游刃有余”把宰杀牲畜变为一门兼具视觉之美与听觉之美的艺术，郢人“运斤成风”，能用斧头精准地削去他人鼻端的一星污迹而不伤人肌骨，师旷听音能辨吉凶，离娄目力能在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这些匠人、奇人，皆因“专精”而臻于至善至美的境界。推而广之，圣人之道也是如此。事理阐发至此，话锋一转，开始批判时世，世人不止对圣人之道不能“专精”，连嬉戏之事也只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博戏若想取胜，必须有“争先”的心志，有了“争先”的心志，才能“专精”。

由此可见，“性喜博”只是个引子，李清照想引出的，是对时人“不专精，不争先”的批判。因为“不专精”，兵事节节败退，因为“不争先”，朝廷偏安一隅。如学者艾朗诺所言，李清照身为女子，在当时只被允许写作“打马”这样的闺阁雅戏，但她心志不止于此，她仍然希望建言，希望议政，虽不能慷慨陈词，却可以“微言大义”，借“打马”的由头，暗讽国事，指涉政治。

在「打马赋」中，李清照把这种心志抒发得更为直白：“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杂騄駬，时危安得真致此？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佛狸”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此处借指异族侵略者，“胡骑饮江水,佛狸殁卯年”则是刘宋时江南一带流传的童谣，以怨毒的口吻唾骂长驱直入的鲜卑铁骑，李清照化用其意，愤恨地诅咒金人。“骅骝”“騄駬”均为骏马之名，李清照以此作比，直指南宋时局正如一盘“打马”棋局，只有善于驱遣、调动棋子，才能扭转局势，转危为安，暗讽南宋统治者用人不察。“木兰横戈”下三句，更是剖白心迹，希望能够渡过淮水，回到故乡。北望中原，收复失地，抗金杀敌，其志绝不在小！学者陈祖美评「打马赋」：“‘赋’作为一种文体，其特点和表现手法是：通过铺陈文采，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李清照之所以把‘打马’这种游戏铺陈得淋漓尽致，目的是为了抒写她的爱国情志。她在赋中大写驾驭千军万马的各种‘用兵’之策，又通过引经据典和许多寄意尚武的事例，一方面生动地说明了‘博弈之事’有益无害，另一方面还把此道与德义、专诚、谨慎、镇定以及助人、克敌等等优秀品格和奇功殊勋等联系起来。这虽然是一种‘纸上谈兵’，但说明作者绝不是单纯为消遣而‘打马’，而是借这一‘深闺雅戏’，宛转曲折地表达御敌复国之望。”

由此可见，李清照所“专精”的“打马”，并非今人所谓“麻将”，更与赌博毫无干系。关于李清照及其晚年时所编撰的这一卷「打马图经」，在「大宋词人传」里并没有得以完整呈现，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