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笔记》专栏 第53期|俄国的达尔文主义 季米里亚捷夫对进化论的传播与捍卫
各位读者，欢迎回到《达尔文笔记》！当演化论在英、德、法等国引发激烈论战之时，俄国科学界也形成了独特的接受与发展脉络——与西欧学界“科学与宗教交织争议”不同，俄国的演化论传播更具“唯物主义底色”，而植物学家克利门特·季米里亚捷夫，正是这一脉络的核心推动者。他不仅是俄国首位系统传播达尔文理论的学者，更以扎实的植物学实验为演化论辩护，驳斥宗教保守派与学术反对者的质疑，将达尔文主义与俄国的自然科学研究深度结合，成为俄国达尔文主义的“奠基人”。

季米里亚捷夫对演化论的接纳，始于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实证认同。19世纪60年代，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接触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摒弃了当时俄国学界流行的“自然哲学思辨”，坚定地站在实证科学立场上接纳演化论。他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打破了神创论的桎梏，用可观察、可验证的逻辑解释了生命的多样性”，而这与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倡导的“从自然本身解释自然”理念高度契合。回国后，季米里亚捷夫在莫斯科大学开设“达尔文主义”课程，这是俄国高校首次系统讲授演化论，课程摒弃了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结合植物学实例，让学生直观理解自然选择、遗传变异等核心概念，迅速培养了一批支持演化论的青年学者。

作为植物学家，季米里亚捷夫的核心贡献的是用实验为演化论提供精准实证。他聚焦植物光合作用与适应性演化的关联，通过长期实验发现，植物叶片的形态、叶绿素的分布，都是自然选择塑造的结果——为了适应不同的光照、温度环境，植物逐渐演化出差异化的光合结构，这一研究直接印证了“自然选择主导生物适应性演化”的核心观点。针对反对者“自然选择无法被实验验证”的质疑，他在1875年发表《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基础》一文，系统梳理自己的实验成果，明确指出：“自然选择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可通过实验观察、可通过数据佐证的自然规律”，这篇文章也成为俄国达尔文主义的标志性著作。

在传播演化论的同时，季米里亚捷夫始终坚定地捍卫达尔文理论，直面双重阻力。一方面，他驳斥俄国宗教保守派的攻击——当时俄国东正教会将演化论斥为“唯物主义异端”，宣称其“违背上帝创世教义”，季米里亚捷夫公开撰文反驳，强调“演化论是科学真理，与宗教信仰无关，科学的使命是探索自然规律，而非服从宗教教条”，打破了宗教权威对科学传播的压制。另一方面，他回应俄国学界内部的质疑：部分俄国学者受拉马克主义影响，否认自然选择的核心作用，主张“生物内在动力主导演化”，季米里亚捷夫通过对比实验，证明“无自然选择的变异无法形成稳定的适应性性状”，厘清了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的核心分歧，避免了理论传播中的片面解读。

季米里亚捷夫对达尔文主义的传播，还兼具“学术普及与社会启蒙”双重意义。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农奴制改革后的思想解放浪潮，季米里亚捷夫不仅在学界传播演化论，还通过通俗讲座、科普文章，向普通民众普及演化知识，将演化论蕴含的“进步、变革”理念，与俄国社会追求革新的思潮相结合。他的科普著作语言通俗、案例生动，摒弃了学术晦涩感，让演化论走出高校围墙，成为启发民众科学思维、反对封建迷信的重要思想工具，这也让俄国的达尔文主义传播，呈现出“学术性与社会性并重”的独特特征。

与西欧达尔文主义不同，季米里亚捷夫推动的俄国达尔文主义，始终坚守“唯物主义立场”，拒绝将演化论与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捆绑。他强调，达尔文主义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解释生命演化，更在于“确立了科学的自然观”，为俄国自然科学摆脱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束缚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他的推动下，俄国科学界形成了以实验为核心的达尔文主义研究传统，后续学者在植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均以演化论为框架，推动俄国自然科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季米里亚捷夫的坚守与传播，让演化论在俄国形成了区别于西欧的独特发展路径。他没有盲目追随西欧学界的论战焦点，而是立足俄国的科学传统与社会语境，以实验为根基、以普及为目标，让达尔文主义真正扎根俄国土壤。本期的核心在于，演化论的全球传播并非“单一模式”的复制，而是与不同国家的科学传统、哲学思潮、社会语境深度融合的过程。季米里亚捷夫的贡献，不仅在于传播了一种科学理论，更在于将达尔文主义转化为推动俄国科学进步、思想启蒙的力量，彰显了演化论超越地域与文化的科学价值。#微博声浪计划##听见微博##科普[超话]# http://t.cn/AXLkgB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