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社会风险已成为一种系统性存在，它们源于决策过程，具有全球性，并超越了传统的社会安全边界。

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的进化史可以称作一部灾难抗争史，由于灾难的突发性、公共性和不确定性，在灾难发生时公众会容易产生恐慌，对于信息的需求和关注度也会远高于平常，在这些自然灾害其外，若发现事件为本可避免的“人为过失”灾难，大众愤怒的愤怒程度，就会再上一层台阶。

由于高层建筑的“贫民化”，这次火灾发生的老旧而密集的楼宇大多数住着的是底层而边缘的低收入群体，火灾波及的宏福苑是楼龄超过40年的老旧公屋群，其中36.6%的居民为65岁以上老人，而前些年这几幢房屋正因为老化的问题在进行翻修。高密度居住与老龄化群体放大了灾害风险。而涉事屋苑近期正在进行的维修工程，暴露了从材料选择到施工监管的系统性漏洞。

正如贝克所言，“贫困是 hierarchic 的，烟雾是民主的”，这一前现代期观念已不再适用，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风险常向那些最无力应对的人群聚集。老旧公屋、密集高层建筑、狭窄楼间距，这些风险因素在城市的某些区域高度集中。

美国学者安·玛丽·莫罗曾提出“牺牲区”概念，某些区域被默认为可承受更高环境风险。在香港，老旧公屋无形中成了城市安全的“牺牲区”，其居民被迫承担不成比例的风险。

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看，香港的城市规划长期遵循着一种排斥性逻辑。表面上，香港土地稀缺，“地少人多”成为高楼密集的合理解释。这种土地供应的人为限制，但空间分配从来不是中性的，在香港，空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导致香港“高层蜂巢”更是殖民地时代延续下来的结构性压榨。

同时，香港竹棚业以“环保、经济、传统工艺”为由，坚决维护竹制脚手架的主导地位，抵制政策变革，进一步暴露了行业霸权对公共安全的漠视。

当构性的资源不平等被精英的“环保”暴政话语掩盖，取而代之的就是个体的牺牲。

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相对完善的建筑安全法规；另一方面，这些法规的执行却在成本考量与现实妥协中被侵蚀。

据《财经》杂志报道，从今年3月起，香港新批出的公务工程项目中至少一半须使用金属棚架。这一政策既有望降低金属棚架成本，也可减少大规模使用竹棚的易燃性风险。

然而，竹棚在香港建筑维修中仍被普遍采用有其现实原因。一位香港建筑师向澎湃新闻解释，竹材重量轻、灵活性高，在香港这样空间狭窄、运输条件受限的高密度都市中，能够通过电梯轻松运送至高层，并适应不同结构的建筑立面进行搭建。

若综合考量材料、安装、时间及储存等各项成本，竹棚在经济性方面仍具明显优势。香港竹棚业等行业公会以传统和保护从业者生计为名，抵制安全标准的提升。然而，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不应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种微小的成本差异背后是生命的权衡。其次，香港的土地政策导致的人居密集化，本质上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呈现。当城市无限向上发展，安全却未得到同步考虑，悲剧便已埋下伏笔。

法国城市学家亨利·勒菲弗提出的 “城市权利” 概念指出，市民不仅有权使用城市空间，更有权参与城市生产。在香港，底层居民的城市权利在密集高楼中被剥夺，他们的安全需求在霸权话语中被忽视。

城市规划不应只考虑土地效益最大化，更应考量空间正义与安全权利。当城市在垂直维度疯狂生长时，若安全治理仍停留在二维平面的思维定式，那么火灾不仅是建筑的崩塌，更是现代性承诺的瓦解。
#香港向每户灾民发1万港元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