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DNA揭示石峁古城人群的遗传来源与社会结构
#考古#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带，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其复杂的城防布局、多元的祭祀遗迹与高等级的文物遗存，展现出典型的早期国家形态与高度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但其人群来源、社会结构及与周边人群的关系等问题长期存有争议。
为解答这些谜题，付巧妹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历时13年，对来自石峁遗址、周边遗址及晋南地区共169例古代人骨样本展开大规模、高分辨率的核基因组研究。该研究以确凿遗传学证据证实石峁文化人群主体源于陕北仰韶晚期人群，确立了其文化和人群发展的连续性；揭示石峁文化人群与晋南陶寺文化人群、裕民成分相关人群、南方稻作农业人群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展现出史前农牧业人群广泛的互动交流历史场景；最重要的是研究精细重建石峁古城内部横跨四代的家族谱系，清晰透视其以父系亲缘为核心的运行模式，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范本，为探究东亚早期国家起源的权力继承模式、统治家族与社会阶层构成提供了首个直接的遗传学证据。
研究发现，石峁古城不同区域被“杀戮”的人祭祀或墓葬里的殉葬人群存在着明显区分的性别偏好，外城东门“头骨坑”内以男性为主，而高规格贵族或精英阶层殉葬人群均以女性为主。此外，对石峁社会中殉葬人群、平民和具有较高身份的墓主人之间遗传成分的比较分析表明，除极少数个体具有一定比例裕民主体成分外，不同等级身份人群的主体遗传成分未发现有明显差别。在石峁以及寨山高等级墓葬中，未检测到殉人和墓主人之间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二代以内）。而在石峁文化目前所见最高等级——皇城台墓地（可能是统治者墓葬）中发现了多对殉人间存在二级亲缘关系，表明存在一些家族或社群可能是被统治阶层选中来进行殉葬。另外，7个遗址包括高、低等级墓主人或殉人大量个体的纯合片段检测分析中，仅在寨山古城的殉葬个体中发现了一例近亲婚配的后代。这一现象暗示着，在石峁文化较高社会地位的家族中，近亲婚配可能被有意识的规避或较为少见。
石峁古城内主要存在人祭和人殉两种形式：公共仪式活动（奠基）形成的人祭和贵族墓葬人殉。公共仪式中的人祭集中分布在外城东门和皇城台广场区域，这种仪式性暴力行为往往保留下大量、集中的头骨。贵族墓葬内人殉往往会同墓主人一同埋葬，这种墓葬在石峁内城韩家圪旦、皇城台和寨山城址中十分常见。上述两类殉葬方式中，殉葬者性别比例并不相同：外城东门“头骨坑”没有表现出以女性为主的人祭模式，这与体质人类学判断的主要为女性的结果有所区别，但最终的DNA分析通过直接检测性染色体（XY或XX）给出了更可靠的结论。而石峁皇城台墓地和内城的韩家圪旦贵族墓地则相反，殉葬者几乎为女性，后者代表了石峁文化中显著的阶层分化模式。
通过对石峁皇城台、韩家圪旦及其卫星城寨山的墓主间进行进一步的亲缘关系分析，研究构建起横跨高达四代的家族谱系，这些谱系中的主要建立者均为地位较高男性墓主，且男性墓主的配偶来自不同生物学家族。同时，在目前检测的所有石峁文化遗址中，父系的Y染色体单倍型结构较为单一，而母系的线粒体单倍型高度多样。此外，寨山的墓葬空间布局和家庭关系也支持了潜在的父系为主导的居住体系。

此项研究成果于今年11月27日在《Nature》杂志上线发表，受到Nature重点推荐。专家高度评价其“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新证据链”；“在东亚地区开创了运用古DNA方法揭示史前社会阶级分化与人祭现象的研究先河”；“展示出首个国家文明的人群历史与早期社会的遗传结构，对于认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早期文明形态具有关键意义”。
详见：Chen, Z., Gardner, J.D., Sun, Z. et al. Ancient DNA from Shimao city records kinship practices in Neolithic China. Nature (2025). http://t.cn/AXLY4R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