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老师的《发现东亚》，是一本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值得推荐。或许每一个研究国际传播的人，除了要知道破除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把眼光转向“全球南方”之外，还应当知道历史上的“东方/亚洲/东亚”是如何被建构与争议的。传播学似乎很容易陷入主客二分的思维，不论是行为主义的模型（刺激-反应），还是某些批判理论（国家/资本-社会），这些研究往往停留在黑格尔所谓正题（thesis）、反题（antithesis）两个层面，而没有进入到正反合（synthesis）。而要进入正反合，或许需要更辩证、实践的时间展开，而不是构造一个镜像般的空间隐喻、设置某种机械的对立。

当今“全球南方”辩论中的许多问题——诸如谁有资格成为“南方”国家？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指责中国是“北方”国家？“南方”内部的一致性是否被高估？“南方”的现代化应当向何处去？——都可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亚洲”团结锻造的成败得失中汲取一些教训。

当我们确认一个“空间”单位作为社会行动的基础时，不要忘了时间维度，在特定的“空间”单位里，不同的行动者不是先验地在一个均一无缝的、无时间/共时间的平面上相遇的，而是各自携带着多元的时间脉络与历史经验参与进来，从而将一个假象的平面持续扩充、型塑为立体多面、变动不居的网络。带着这样的认识前提，我们就不那么执着于“全球南方”或“亚洲”各国是否都能步调一致地迈向某个方向，并以这种“步调一致”的程度作为评判“南方”“亚洲”团结的唯一标准，而是将差异性作为普遍性得以实现的关键入口，通过对于差异性的认识与尊重，来展开矛盾的运动和跨主体的互动，从而拒绝一切静态简化、实体化、本质化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