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的这篇小文，可以对今天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有启发：

竹内好：《给青年朋友的信——对历史学家的要求》，《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42-345页。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的某个学术机关把自己出版的中国研究著作寄给中国学者,希望得到批评指正。中国学者的回复是这样的:这个研究很杰出,不加修改译成中文,当作中国人的著作去出版也完全行得通,而且会博得读者的赞赏吧。可是有一点搞不明白,今日的日本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呢？这是一个痛烈的讽刺。就是说，作为日本的中国研究完全不亚于中国国内的研究，如果用中文来写的话，不做改动也可以通行于中国的学术界。然而,这里没有一丝一毫基于当今日本人立场的问题意识！把这件事情放到前面的那个说法里去考察，就会知道历史学家们引以自豪的日本史学问题意识的性质了。即这个问题意识也就是在西洋学术界被视为问题的那些问题意识，而不是从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的人这样一个立场出发所具备的问题意识。因此，这样的问题意识根本没有汲取日本民众的喜怒哀乐，因为研究是在与民众毫不相干的层面上进行的。

是啊，学问与生活并非同样的事情。然而，从终极结果上说来,与生活不相联系的学问根本不存在,任何学问都是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追问出发的。确实，学问与生活不能等同，不脱离直接的生活,学问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如果终极意义上的联系被忽略了的话，学问就会变成经院派的学术，那么学问也会堕落的。学问具有国际性，存在着世界共通的课题。但是，那共通的问题应该具有的性质，是可以还原到人类世界应该怎样生存这个问题上来的。学问的国际性并非意味着学问没有国籍，无国籍的学问对于世界性的学问而言，也是一种累赘吧。有自己的国籍又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才能参加到世界共通的课题之讨论中去，才能为学问的发展作出贡献。难道不是这样吗？

可是，日本的学问，就整体而言，却是无国籍的,而且这种无国籍特性被误认为就是世界性。他们希望尽量赶上研究对象本国的学者之研究水平而得到褒奖，认为这才是学问的进步。这种情况不但是历史学，整个学问界都是如此,可以说前面偶尔碰到的历史学家意识中的弱点，乃是一个明显而突出的表现。

日本的史学在问题意识的把握上很出色，达到了欧洲的水准——说不定确实如此。然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欧洲的学者一定会在做出高度评价的同时，反问——这对日本人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一件事，不是历史学界而是我的专业领域里的事情：从前在日本刊行过一本堂堂正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杂志。在杂志上正经的学术论文却是用汉文写的。鲁迅见状曾经发生了疑问：这文章打算让谁来读呢？

不用说，根本没有想让日本的大众读。那位学者的意识大最是想要让中国人承认:看吧,日本人也可以做出不亚于中国人的研究！ 此人大概觉得,让对方承认这一点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而且也是对日本的学术进步做了贡献。 然而,这在主观上虽是善意，在客观上却丢掉了学术的精神。

可以这样概而言之，日本的学问是寄生性的，被殖民地化的，奴隶性的。 所侍奉的主子虽然从中国变成了欧洲，给自己设定主子的性格却没有改变。 对于日本史学界在问题意识之把握方面很优秀这一自我评价,我们就称它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式思考吧。 我在历史学研究会上,就是基于指出如上学问性格所导致的这种缺陷,向历史学家提出了三个要求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学问的自我变革乃是当今的一个学术课题，而在历史学领域，或者以历史为线索,在努力完成这个自我变革的过程中揭示出问题来，才是历史学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