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胡说八道一下：足够传统足够嵌入社会系统的风险才可能是公共的，又新又小还颠覆性的风险只能自己买单。再严厉的监管框架都只能钉住风险的可见部分，银行的角色一直是致力于更高效更广泛也更低门槛地把风险分散出去。监管始终围绕谁为风险买单展开，历史一直在押韵，这两年是不是相关AI的崛起，撬动下一轮循环的多米诺骨牌开始摇晃了吗？

通过银行与政府的联合背书长期稳定公众的信任，强化“大银行不会倒，存款不会损失”的信念，这和软预算约束里“国企亏损没什么，总有政策倾斜/兜底”的预期怎么不能说是一回事儿呢。监管链条里最难的不是发现问题，而是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干预，而且拖延干预的诱因永远同在。技术性地俘获程序不是什么难事，人事是机构建设的核心工具之一。监管者的自由裁量一方面可以强化公权力兜底的社会信念，一方面又会加剧被监管方的道德风险，酿成的系统性风险最后是换一个马甲被社会化。

中美都将其最核心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一种结构性权力，通过渗透基础设施来隐蔽有力地延伸话语权。一直调侃中美没那么多差别，确实差别的地方也可以互为镜像地看。美主导全球的金融市场，来自美的冲击和避险情绪主要通过金融市场传播，该冲击对股市的溢出效应远大于来自中的冲击。中在全球贸易和大宗市场占有较高份额，中的宏观风险主要通过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价值链传导，来自中的冲击与来自美的冲击力度相当，但当全球波动加剧或来自中的冲击更大时，其溢出效应是连续的且被放大的。当全球波动处正常水平时，美的股市是溢出效应的中心；当波动加剧时，中欧和战略性商品接棒传递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