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温动物园的本土动物们，都很有特色~但逛完这个动物园，我充满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白兀鹫 Neophron percnopterus
胡兀鹫 Gypaetus barbatus
欧亚兀鹫 Gyps fulvus
赤盘羊 Ovis gmelinii
野山羊 Capra aegagrus
叙利亚棕熊 Ursus arctos syriacus
高加索猞猁 Lynx lynx dinniki
灰山鹑 Perdix perdix

这个动物园看起来许多地方很现代：符合自然生态的展区、笼舍中精心布置的栖架、坚持进行的丰容、展区和笼箱上“有温度”的手绘、侧重于本土物种的保育。但同时，它又似乎不是那么回事：老旧狭小的笼舍和展区、无处不在的投喂、比起实际作用更像表演的大象丰容、喂食时才出现的饲养员（几乎清一色是上了年级的男性），又在诉说着另一个故事。

我尝试理解它。很快，我找到了答案。

埃里温动物园的故事，就是亚美尼亚近七十年来体制变迁的一部戏剧性缩影。

这座建立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动物园，自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体制的烙印。动物园的早期历史充满了设施简陋、管理低效和专业人才流失的困境。在这种缺乏外部问责、权力高度集中的环境下，动物的命运往往屈从于行政的惰性与疏忽。悲剧在1970年，以大象Vova的出逃达到了顶峰。

Vova是一头曾被圈养在埃里温动物园的雄性亚洲象。在迁入动物园的永久笼舍之前，它一直被当作“工具象”使用，在饲养员的带领下参与城市及动物园内的重物搬运工作。那段日子虽然让它得以接触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却也意味着它必须时刻忍受驯化工具的威慑与驱使。

然而，动物园设施的建成，并未给Vova带来更好的生活。它被关进一个狭小、完全不符合其体型的混凝土笼舍中。由于长期缺乏运动、饱受孤独与食物短缺的困扰，Vova承受着巨大的生理与心理压力。它曾多次尝试冲破牢笼，去寻找新鲜的植被和更广阔的天地。

悲剧在1970年6月28日降临。无法继续忍受圈禁生活的Vova终于爆发，它挣脱了束缚在腿上的沉重铁链，破坏了简陋的围栏，冲出了埃里温动物园。这头庞然大物闯入了喧嚣的城市街道。

在市区，有目击者看到Vova推倒了路边的障碍物，并试图推动一辆载有乘客的公共汽车。尽管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它早年“协助”推车习惯的下意识行为，但这一举动仍然引发了市民的恐慌。

面对一头在街头失控的巨象，当地应急机构束手无策。消防员尝试用高压水枪驱赶它，动物园工作人员也徒劳地试图用绳索和卡车引导它返回，但Vova因惊恐而爆发的巨大力量使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当时的亚美尼亚并未配备能安全有效地麻醉如此大型动物的麻醉枪或镇静剂。

在无法实施安全捕捉的情况下，当局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而残酷的决定：射杀Vova，以消除其对公众安全的威胁。

射杀过程同样充满混乱与暴力。由于大象皮肤厚实、体型庞大，中枪后的Vova并未立即倒下。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混乱，防止它继续逃窜，一辆装甲车将其逼迫并压制至一堵墙壁前，最终杀死了它。

然而 1991 年亚美尼亚的独立，并没有带来新生，动物园进入了其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苏联解体带来的经济崩溃、能源危机和资金链断裂，使得原本就脆弱的动物园运营体系雪上加霜。动物园的行政管理权力虽然名义上回归了埃里温市政府，但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专业知识来维护园内的庞大资产。老旧的苏式混凝土笼舍日益破败，食物和取暖成为生存的首要问题。更严重的是，园内行政管理体系的僵化和灰色利益链的遗留，使得任何自救尝试都困难重重。在那个时期，动物园从一个文化展示机构，逐渐沦为了一个财政和政治上的“负资产”，不断爆出的动物死亡和园内乱象，最终使市政府背负了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和国际形象负担。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传统的行政集权模式已经彻底失败，寻求外部干预成为了唯一的出路。

正是在这种危机倒逼改革的背景下，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 2011 年到来。埃里温市政府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在后苏联国家极为罕见的举措：将动物园的日常运营和全面管理权，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移交给了一家本土的非政府组织——野生动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FPWC）。这种权力模式的转移，是市政府对自身在动物园管理领域“能力不足”的务实承认，也是对国际资金和专业技术的需求。FPWC 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拥有强大的国际慈善资金网络和与欧洲顶尖动物园（如荷兰 ARTIS）的合作渠道。这种“专业慈善驱动模式”的介入，成功地绕开了亚美尼亚国内紧张的国有预算和僵化的行政审批流程，为动物园带来了增量资金和国际标准。FPWC 的改革首先从权力结构入手，他们替换了旧的高层管理者，引入了专业化的兽医、行为学和环境丰容理念，并对原有的技术骨干进行了高标准的再培训，目标是将动物园的使命从“展示”提升到“保护和教育”。决策权的重心，在短暂的黄金时期内，奇迹般地从行政办公室转移到了兽医和专业饲养员的手中。

然而，这种基于专业主义的权力模式并非一帆风顺，它引发了持续近十年的内部冲突。FPWC 的改革触动了原体制内中层管理者和行政人员的既得利益，特别是那些依赖旧有流程获取权力或利益的人士。专业主义的每一步推进，都在侵蚀着旧体制内中层管理者的权力领地。对于那些权力基础来自行政资历而非专业绩效的管理者而言，FPWC 的成功就是对他们存在的否定。当动物园开始建立起一个个耀眼的展区，行政体系内部感受到的也许除了喜悦，还有一种"功劳被夺走"的焦虑和"权力被架空"的威胁。他们对 FPWC 引入的“西方”标准和专业化管理产生抵触，这种抵制从最初的行政拖延、不合作，逐渐演变成了针对新管理层的内部阻力。

2019年底，一系列动物的集中死亡事件——无论是由于传染性疾病、群内打斗还是被怀疑的“投毒”——以及流浪狗翻越残破围栏造成的致命袭击，共同构成了完美的风暴。这些事件迅速被政治化，成为行政权力"否定专业成果"的完美借口。尽管 FPWC 的支持者暗示，这些事件可能是"有组织的人为破坏"，是被解雇的旧员工对改革的蓄意报复，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市政府顺势而为，终结了合作。FPWC 委派的主任鲁本·哈恰特良最终选择辞职，为这场持续八年的公私合作画上了句号。行政体系以"恢复秩序"的名义，迅速收回了全部管理权。

哈恰特良的辞职，标志着动物园的管理权重新回归埃里温市政府，动物园进入了第三阶段——“混合行政模式”的微妙状态。行政权力的回归，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政绩工程"：园区边界被重新划定，宏伟的新围墙正在修建，标志性的入口焕然一新。这些工程需要强大的行政协调能力，也易于向公众汇报。然而，在这些光鲜的硬件之下，专业主义的内核正在被迅速稀释。在疫情期间，与外界的合作、交流和监管都戛然而止，动物园的运营也不可避免地滑向最熟悉的、成本最低的“老路”。

最终，埃里温动物园仍然需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选择：如何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内在机制，来确保其改革成果不被体制的惯性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