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巴别尔说，眼睛近视地俯在手稿上。“我像头骡子一样工作。然而我并不抱怨。我自己选择了这苦役般的工作。我就像古代帆桨大船上的桨手，终生被固定在船桨上，而且爱上了这把桨。他爱这杷桨，连同桨上每一细小的部分，甚至连同每一层像线一样纤细的木纹，这些木纹已经被他自己的手掌磨得十分光滑了。由于多年与人的皮肤接触，最粗糙的木头也渐渐具有罕见的色泽，变得如同象牙一般。我们的词汇，我们的俄罗斯语言也是如此。需要把温暖的手掌放到语言上面，它才会变成真正的珍宝。

“不过，让我们按照顺序来说吧。当我初次写某一篇小说的时候，我的手稿是很难看的，简直可怕！这是几块或多或少还算成功的小东西硬凑在一起，用最枯燥无味的辅助连接，即所谓的‘桥’把它们联结起来，就像用几条脏绳子把它们捆起来一样。您可以看一看《柳布卡·卡扎克》的初稿，您就会确信，这是一些十分平庸、软弱无力的胡言乱语，乱七八糟的词句的堆砌。

“但作品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里是它的发源地。我逐句逐句地检查，而且不止一次，而是检查好几次。首先我从句子中剔除所有多余的词。需要有敏锐的眼晴，因为语言总是把它的垃圾、重复、同义词、一些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巧妙地隐藏起来，总是好像竭力要用巧计胜过我们。

“当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我用打字机把手稿重新打一遍（这样正文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然后我把它放一放，放上两三天——如果我对此有足够耐心的话——再逐字逐句地进行检查。而且一定又会发现若干疏漏的滨藜和荨麻。就这样，每一次都重新誊清原文，直到用最严厉的吹毛求疵的眼光在手稿上再也看不到一丁点儿肮脏的灰尘。

“但这还不是一切。请等一等！当垃圾清除以后，我又检查所有人物形象、比拟、隐喻的鲜明性和准确性。如果没有准确的比拟，最好就不要用任何比拟。就让一个名词简单朴素，没有任何陪衬好了。

“比拟必须是准确的，就像计算尺那样，必须是自然的，就像莳萝的香味。对了，我忘记了，在剔除语言的垃圾之前，我先把全文拆散成一些明白易懂的句子。多打一些句号！我真想把这条规则写进为作家制订的政府法律里。每个句子就是一个意思，一个形象，不能再多了。因此,请不要害怕句号。我写的句子也许太短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有经久不愈的气喘病。我说话不能说得很长。我的呼吸不够长。句子越长，呼吸也就越困难。

“我尽力从手稿中删除形动词和副动词，只留下几个最必不可少的。形动词会使说出来的话变得生硬、笨重，破坏语言的韵律。形动词仿佛会发出咬牙切齿似的喀吱喀吱的声音，好似坦克用履带在翻越石头障碍物。一个句子里用三个形动词，这简直是破坏语言。所有这些‘献给的’、‘获得的’、‘聚精会神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形动词，都是如此。副动词到底比形动词轻松些。有时它甚至能使浯言具有某种自由奔放的性质，仿佛给它添上了翅膀。但滥用副动词却会使语言变得似乎没有骨头，好像猫叫一样。我认为名词只要求一个形容，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最适当的形容词。只有天才才能允许自己在一个名词前用两个形容词。

“分段和打标点符号都必须正确，不过是从全文能对读者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一观点出发，而不是拘泥于死的手册。分段尤其重要，一个好的段落会显得特别出色。段落允许平静地改变节奏，而且往往如同雷电一闪，使我们熟悉的景象以完全出乎意外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有一些很好的作家，但他们分段和打标点符号却马马虎虎。因此尽管他们的散文质量很高，作品中却有匆忙和草率的渣滓。库普林的散文有时就是这样的。 

“散文中的线条必须划得清晰、精细，就像在版画上那样。 

“《柳布卡·卡扎克》的各种不同写法使您感到吃惊。所有这些不同的写法都是除草，是为了把这篇小说拉成一条直线。瞧，结果第一篇草稿和最后一篇之间的区别，就好像一张油污的包装纸与波提切利的《春》之间的区别一样。”

“的确是苦役般的工作，”我说。“在下决心成为作家以前，得先考虑二十次。”

“而主要的是在于，”巴别尔说。“做这种苦役般的工作的时候，不要扼杀原文。不然，全部工作就都将化为泡影，变成鬼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这需要像走钢丝绳一样。对，就是这样……” 他补充说，沉默了一会儿。“应该从我们所有从事写作的人这里得到誓言。任何人也不要随便乱写，败坏自己的事业。”——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巴别尔谈写作》，非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