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参加葬礼，送走一个老同学，53岁胃癌晚期，三十年前在重庆认识时也是一翩翩美少年，如今静静地躺在花丛那里，形如枯槁，而大屏幕上依旧是他灿烂的笑颜……

同学2023年在北方某省因为醉驾被采取了刑事措施，因为有公职，所以千方百计想要脱罪，找到我时，材料已经到了检察院，在我看来，这种案子没有代理价值，但他也是病急乱投医，横竖都要冲一把，于是我也就赶鸭子上架，结果竟然还真就在卷宗中找到了端倪。

在北方某省，2023年度，很多公安系统法医的资质证书竟然没有年检章，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法医是没有资格进行酒精含量检测的，如果没有资格进行检测鉴定，那么我同学的酒精含量报告就不能成立，控方最后也就因为主要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公职自然就保留住了。
这个逻辑很简单，但没想到我们官司百转千回耗时近两年打到省高院，竟然也都被一次次扼杀了。

2024年9月前后，我在第一次开庭时，也是例行公事要求法医出示证书，结果检方出示的是复印件，且看不到年检章，因此我坚持要求控方出示该份资质证明原件。法院为此开了好几次庭，对方也没有提供资质证书原件，鉴定人员也不出庭接受律师质询，只是提供了一个省公安厅出具的书面证明，说法医张某某，刘某某在2024年度年审合格。

2024年度年审合格——那和2023年度有什么关系，司法鉴定人员和律师年检都是年检后才可以执业，这是所有律师的常识，换句话说，这两个法医在2023年进行酒精检测鉴定时，是没有资质的，省公安厅在2024年那个证明是不能证明其2023年执业合法性的。但是基层法院，中院乃至高院的法官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坚持说有证明那就可以。我后来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我说在2023年度，也就是法医做酒精检测的那一瞬间，我在旁边要求他出具资质证书，也就是要看年检证明，他能否提供？你们猜中院的主审法官在被我怼的哑口无言时如何回复我。

她说你不能强人所难啊[允悲][允悲][允悲][赞][赞][赞]

这种话也能说的出来，我确实很佩服！

而高院法官也很有趣，拒绝和我探讨这个程序问题，反复问我，是不是喝酒了，只要有喝酒这个基本事实，那就代表法院没判错，不属于冤假错案。我十分惊讶，问她，那还要不要程序正义？既然法医不用资格证书年检，那国家还规定这个年审制度干什么？那还要我们律师干什么？你们直接依据你们的常识和直觉去判案好了。

同学是在我收到高院驳回申诉通知的几天后去世的，我没通知他，怕刺激他，我一直在给他打气，给他以希望，虽然渺茫的我都不相信。结果没想到再收到消息就已经阴阳两隔了。

他被发现胃癌是在一审被收监后，基本所有醉驾的案子都不马上收监，但因为我们不服气判决，所以一审判决送达时就将他关了进去，这种办法有利于压制被告的‘嚣张气焰’。我们申请取保候审，一审二审互相扯皮，谁也不管，结果他就胃穿孔，送到医院发现胃癌晚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审二审法官还是互相推诿，拒绝办理保外就医，把看守所管教都气的七窍生烟。最后二审判决下达后，才允许监外执行，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然后就是化疗，而在此期间，他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的，所有治疗全是自费，而他还有个上大学的闺女，2024年度学费都是借的。

同学骨灰快送出来时，我向他亲属简单说了一下案子，准备去最高法，他们摇摇头，说人死了，已经没意义了。

那一刻，我感觉很无助，觉得一下失去了需要坚持的信念，也失去了斗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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