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 清廷中强烈主张联合荷兰攻克台湾的，主要是康亲王和姚启圣这一波：

“康熙十七年，姚启圣会康亲王“求赐特敕，谕令该国（荷兰）发夹板大船二十只至闽夹击”，清廷的反应是“内阁拟发敕书两道，速行递送”，康熙十八年二月十八，清廷再谕康亲王“檄荷兰国迅调舟师，务令如期而至”，荷兰人没来，清廷再谕“荷兰国人为寇所阻，何以不行扑灭，俾得前行？”十八年六月，姚启圣建议朝廷“择其能言达礼者一员为正、厅县一员为副，赉捧敕谕，颂给赏赉”,前往巴达维亚邀请（荷军）”七月二十八日清廷议政王会议决定“应如该督所题，将闽省原任道府等官内遴选贤能二员，充为正副，该督酌量兼衔，即捧敕谕前去”直到康熙十九年初，姚启圣仍然在“俟红毛船到，一同进兵”。”

为什么姚启圣对荷兰人这么执着，到了没有荷兰人就不愿作战的地步呢？因为他所代表的军事力量，还是清朝的福建水师这帮人，这帮人是比较废柴的，常年被明郑军暴打的。金厦之战时福建水师400多条船躲在荷兰VOC舰队十几条大船后面挤成一团，被明郑军几十条船打爆了，荷兰人之后就不愿意和清军联合作战了，因为带不动。

而主张不带荷兰人单独进攻台湾的就是施琅这一派，他代表的军事力量是投降清朝的明郑海军，他虽然也承认“（荷兰）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但毕竟交战经验丰富，不怕已经衰落的明郑海军，心理也没有对荷兰人的依赖。

最重要的是，如果荷兰人参与攻克台湾，不仅施琅的功劳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康熙因此把台湾送给荷兰人，施琅攻台的利益布局也就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施琅和姚启圣之间就爆发了“专征权争”，简单地讲，施琅要把姚启圣和吴兴祚这些人踢出去，获得对台湾的“专征权”。

康熙二十一年，施琅连上《决计进剿疏》《密陈专征疏》等三道疏奏，攻击保举他的姚启圣，要求专征权，姚启圣自然不肯，俩人对线也颇为有趣，施琅说姚启圣是个北方人根本不熟悉大海，姚启圣说他这些年已经熟悉了大海，现在在船上“不呕不吐，安然无恙”，最终，施琅在一番不光彩的斗争中，赢得了专征权。

后来的事情如施琅所谋，在施琅攻克台湾到清廷派官治理之间的十个月时间中，施琅夺取明郑官田、营田、民田达五十五庄之多，达到南台湾熟垦土地的一半，这些土地的田赋收入就来转换成一个专门的历史概念“施侯大租”，这份收入直到1895年清政府向日本割让台湾，都专属于施琅家族。

而施琅的族人、部众对占有大量明郑土地仍嫌不足，随意指认普通民众的土地为明郑官田、营田，予以侵占，地方官员报告：“乃何以职等视事以来，问出水，则曰‘君侯（施琅）之兵眷’也；问田亩，则曰‘君侯所垦辟’也；问蔗车，则曰‘君侯所竖立’也；问佃丁，则曰‘君侯所荫免’也。嗟此小民，始为身家计，纷纷具控。及见君侯之员佐持君侯之符，宣君侯之命，执系箠击，声言提解。嗟此小民，又为性命计，皆依徊隐嘿，使县官无从定断。则小民之情事，亦甚可怜；而员佐之声灵，更非职等所能问矣。”显然，地方官也对这样皇权背书的明抢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施琅集团与姚启圣集团的“专征权争”的最终战略布局，才算是完全的展现了出来了。 和“三顺王”一样，施琅在满洲人不想不愿不能去的南方，实现了自己的利益，但因为他投降的要比“三顺王”晚的多，所以他实现利益的地方，也要比“三顺王”的领地要南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