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女装的法军，披红袍的奥军

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有一座名为欣特察尔滕（Hinterzarten）的小村庄，拿破仑时代的居民人数仅有700出头，然而，就是在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居民点里，却有一位神父留下了对各国军队的长篇观察记录。

尽管欣特察尔滕后来被附近的巴登大公国吞并，但在革命战争之初，在那个邦国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里，这个小村庄还是属于西金根（Sickingen）家族，维持着相对独立。于是，1803~1810年间担任当地神父的文岑茨·察恩（Vincenz Zahn，1778-1844）就成了相对中立的观察者。

这位神父搜集教堂记录和居民口碑，在1810年也就是32岁那年基本完成了一份大约500页的教区编年史手稿，后来也稍作修订、补充，其内容主要涉及当地历史、农业、教会，但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最近二十年里的战争。

1901年，斯特拉斯堡人保罗·施密德（Paul Schmid）发现了这份尘封已久的手稿，随即于次年将其中的战争相关部分节译后发表于《佩囊笔记》杂志。

察恩认为，战争之初，负担并不算重，反而令经济活跃起来，但经年累月下来，供养军人总数还是颇为惊人。

给村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乃是红斗篷、蓝长裤、挎手枪的边屯区非正规军。其中的“塞雷让”兵模样更是奇特：他们属于义勇军，纪律涣散，身着蓝色长裤，脚踩短靴，枪套里插着两支手枪；他们敞着脖子，披着宽大的红色斗篷，其外表与行为举止同样令人畏惧。

作为1810年的“事后诸葛亮”，察恩认为奥军虽在建立了庞大的物资仓库，耗费巨资囤积弹药与饲料，最终却都落入法军手中。

当然，鉴于奥军囤积物资时付的毕竟是真金白银，随之而来的货币流通倒是令地方经济出现了战时景气。

总而言之，直至1796年法军过境之前，尽管赋税有所增加，人们需要服劳役、提供人力、随时准备接待驻军，还得忍受士兵的诸多骚扰，但总得来说还是态势向好：因为那些年收成好，人们也能从战时景气里赚不少钱。

但到了1796年，随着莫罗、茹尔当指挥法军大部队深入德意志腹地，状况就截然不同了。

在最初的胜利进军中，莫罗麾下的法军给当地居民留下了与奥军大相径庭的印象，法军没有庞大的行李车和辎重车队伍，没有奥军那么优雅、强大的骑兵，步兵军官里除了少校营长之外都不骑马，一切都显得灵活而轻便。若仅从外表来看，大部分步兵没有制服、没有[制式]鞋子、没有银币，衣衫褴褛，仿佛毫无组织可言。

但察恩也捕捉到了这当中的内在激情：
“每个士兵都拥有步枪、弹药袋，佩戴着国旗颜色的帽徽，所有人都充满勇气与热情。执行任务时，士兵会严格服从军官命令；但在不执行任务时，他们即便对将军也显得不够尊敬：在他们眼中，将军不过是和自己一样的‘公民’，‘先生’这个称谓已从法语里消失。这些素来文明且举止优雅的法国人，此时却更像一群野蛮人；但在整场战争期间，他们仍完成了无数次卓越而辉煌的军事行动。法军行军秩序井然，唯有那些跟随在军队后方、与大部队保持一定距离（这并非毫无缘由）的劫掠者会肆意抢劫，给居民带来深深的恐惧。”

总而言之，共和法军缺乏骑兵，辎重车队也颇为简化，但拥有从战争中磨练出来的坚韧步兵，若是胜利进军，那么大部队还能多少有些秩序和纪律可言，但若是失败撤退，景象就截然不同了。

几个月后，莫罗的法军在卡尔大公反击下后撤，退却途中，他们再度路过欣特察尔滕，彼时的状况自然就要糟糕很多，甚至有不少缺衣服的士兵无奈之下穿起了女装：
“法军的装束着实怪异：大部分人赤脚行军，他们用床单、地毯、农民的绑腿充当衣物，有些人穿着五颜六色的斗篷，甚至有人身着女人和唱诗班儿童的衣服、神父的白长袍——这些都是他们从教堂里抢来的，还有人穿上了少女的袜子，活像是一场假面舞会。”

法军内部的报告也足以证明彼时纪律颇为败坏：
“我们行军太快，面包来不及跟上，有时甚至断粮。农民们在我们迫近时便四散奔逃。敌人撤退后，法军开始肆意破坏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因为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不会有人抱怨。”（莫罗致督政府，7月17日）

总而言之，快速行军、减少辎重的作战方式必然会导致军队就地征收物资，在物资充裕、胜利进军时尚可勉强维持秩序，失败溃退时，赤脚、女装的节目自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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