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晚年陋规就已经合法化了，像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给刚上位的雍正说自己每年收礼，都能得到6.5万两银子。而这还是较低水准，隔壁的山东巡抚黄炳说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河南巡抚更是奏报：“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

清朝康熙朝后期，地方官员的各种额外收入已经变成公开的秘密，大家都默认这套规矩。那些所谓的陋规，本来是税银在征收和熔铸过程中多出来的损耗，本该是小数目，可到康熙晚年，已经膨胀成官员们的主要进项来源。税银每两加征二三钱火耗，表面上补熔铸损失，实际上全进了官员腰包。地方上还搞出粮仓鼠鸟耗，每百斤粮食扣掉二三十斤，说是老鼠鸟雀吃了，实际就是层层克扣。康熙帝自己也知道这些事，但没下大力气管，任由它蔓延开来。结果呢，官员们靠这些陋规过日子，俸禄那点钱根本不够用，养廉银的说法还远没普及。
拿年希尧来说，这家伙是年羹尧的哥哥，家底厚实，本该有点底线，可他一到地方上就露了原形。雍正元年刚上台，年希尧就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写密折汇报，说自己每年从属下那儿收的礼银加起来有六万五千两。这数字听起来不少，可在当时巡抚圈子里，还真算低的。年希尧的这些收入来源五花八门，上任礼、节庆礼、生日礼、离任礼，样样都有。属下官员为了巴结上司，逢年过节送银子，平时调动工作也得表示表示。年希尧上报这个数字时，雍正帝看了还批了“朕心甚悦”，因为这给了他改革的依据。可年希尧自己呢，贪婪成性，早年当安徽布政使时就因为贪污被革职，闲居好几年才靠弟弟的军功翻身。复起后先管两江，后到广东，还是老样子，营私舞弊没少干。

山东那边，黄炳当巡抚时更夸张。他雍正元年直接奏报，巡抚衙门一年收的规礼有十一万多两。这钱从哪儿来？层层下属上贡，府县官员每年固定份额，端午中秋春节这些节日，礼单就堆成山。黄炳出身满洲正黄旗，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本该有点书生气，可一到地方就变了样。表面上处理政务还算勤快，实际就是靠这些陋规养衙门一帮人。十一万两不是小数，按照当时官员俸禄算，相当于几十年的工资。黄炳上报这个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因为康熙晚年这套规矩大家都在用。地方税银征收时，火耗加到每两三钱，州县官员从中抽成，上贡给巡抚。黄炳在位几年，山东的钱粮亏空问题就没少出，赈灾粮被克扣，百姓苦不堪言。
河南巡抚的陋规规模更大，直接报了二十万两。这数字出自雍正初年的奏折，当时河南巡抚石文焯或田文镜前后任的汇报。河南地处中原，钱粮重地，税赋多，陋规自然水涨船高。二十万两包括各项杂费，上任时属下送的银子就几千两，盘查粮库银库每次几千两起步。河南的火耗更狠，每两税银加征比例高，官员们从中间捞油水。鼠鸟耗也玩得溜，粮仓报损二三十斤一回，实际全进了私囊。康熙五十七年左右，河南巡抚府的账册上，这些陋规明明白白写着，一年各项加起来不下二十万。地方官员为了补这些上贡，只能从百姓头上多收，税负越来越重。河南的这些巡抚，多是康熙老臣轮着来，李绂的前任们也没少沾光，贪污成风。

这些陋规的根子，在康熙晚年就扎深了。康熙五十六年，长鼐刚当两江总督，上任礼就收了三千八百两，还估算未到的官员要添一万多两。安徽布政使年希尧那时就亲手送了五百两，江西司道府官员从一百二十两到五百两不等。两江总督的位子肥，陋规一年二十万两起步。隔壁江西巡抚白潢上报过，本省陋规七万四千四百两，巡抚衙门各种礼金明码标价。康熙帝晚年身体不好，政务松懈，这些事他睁只眼闭只眼。地方上视察粮库银库，官员们送盘库礼，几千两起步，不送就卡你工作。属下们一年送这么多，当然得从别处找补，火耗鼠鸟耗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康熙的话说，每两税银加二三钱，意思是损耗，可实际全被官员吞了。粮仓里撒点谷子假装鼠啮，账上就多出一笔。
雍正帝一上台，看了这些密折，火冒三丈。他知道光靠抄家杀头治不了根，得从制度上改。雍正元年，就推行火耗归公，把这些额外税银全收上来，统一上缴国库，再按官职发养廉银。广东巡抚的养廉银定为一万五千两，山东也一万五千两，河南两万两。比起之前的陋规，缩水八成多。年希尧上报六万五千两，养廉银一万五千两，他自己也得勒紧裤腰带。雍正的算盘打得精，这些银子进了国库，补了亏空，地方官员没了灰色收入，只能老实干活。

改革推行得快，但阻力大。地方官员哭穷，说养廉银不够用，公务开销大。雍正不买账，严令火耗只能减不能增，督抚得带头上缴。两江总督查弼纳上报二十二万两陋规，雍正批示全归公。山西巡抚诺敏先试行，效果好，其他省跟上。结果呢，国库银子多了几百万两，乾隆初年还能吃老本。可这些官员的贪心没灭，年希尧雍正六年因弟弟年羹尧谋反案被牵连，革职抓京，审讯时供出更多贪污细节，雍正十三年死在牢里，年五十七岁。黄炳雍正六年和按察使余甸一起收陋规，被拟绞监候，次年还没脱罪，牢里待着。河南田文镜虽严查，可前任们早跑了，陋规根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