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从许多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读写能力是以拉丁文为衡量标准的。那些不懂拉丁文的人，即使能够阅读和书写民族方言，也会被视为文盲。因此中世纪早期的高文盲率可能需要打个折扣。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中说：“一个不识字的国王（rex illiteratus）就是一头戴着王冠的驴（asinus coronatus）”，基本可以肯定，指的是不懂拉丁文，而非不懂本民族语言。他的意思也不是说君主的文盲率很高，而是说，一个国王要治理国家，需要阅读教宗通谕、主教的报告、国际条约、法律典籍以及历史文献。如果不懂拉丁文，他就无法直接接触这些构成统治核心的知识与信息，必须完全依赖教士或书记员的翻译，这无疑会使他处于被动受制于人的地位。

对于女性而言，拉丁文教育通常仅限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女性，她们在修道院环境中或在家中由私人教师接受教育。到中世纪中后期，方言已成为知识的载体。例如在法国，查理五世统治时期（1364–1380年）见证了法语文学和科学著作的兴起。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方言语言新知识传统在整个欧洲绽放，其中的女性作者，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也能够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

中世纪的阅读教学完全是通过拉丁文作为媒介来进行的，无论学习者最终是否学习拉丁文。通过拉丁文学习阅读的过程，在完全识字和完全文盲之间存在着丰富的中间层次，任何能够阅读拉丁字母并将声音与字母联系起来的人，都能够阅读拉丁文、德文、葡萄牙文或法文等等。但是拼读单词的能力并不表示理解其含义。许多中世纪读者能够拼读拉丁文本，却不理解其意义。

这种教学方法的一个副作用是，能够阅读字母并将其与声音联系起来的人，可以将此方法应用于他们的母语，从而从中获得意义、理解和内涵。因此，学习阅读拉丁文，也带来了阅读自己语言的能力。

写作则是一套不同的、比阅读困难得多的技能。除了书写字母的能力，写作还需要理解语法和具备文学创作的能力。从签署自己的名字到写诗，存在着一系列——并且至今仍然存在——中间水平。

在中世纪晚期，方言读写能力比拉丁文读写能力更普遍，但它仍然是精英阶层的专属。有多少人可以被认定为有文化，只能靠猜测。可以肯定的是，能阅读的人比能写作的人多，并且精英阶层比普通民众更普遍地具备读写能力。女性更常具备的是方言而非拉丁文的读写能力，在推广方言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精英阶层的女孩和年轻女性最有可能具备阅读和写作能力。她们在修道院或通过私人教师在家中接受教育。这方面的证据在整个欧洲都很普遍。然而费用昂贵，且仅限于精英阶层。

在中世纪晚期，愿意以较低的成本让女儿接受正规教育的父母，可以将她们送到世俗学校。向女孩开放的世俗学校存在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以及低地国家、德国、巴黎和少数几个法国大城市。

一幅描绘女学生和她们的女教师的画作，来自一份十五世纪中叶的佛兰芒手稿。这幅插图描绘了一位女教师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一小群女孩，其中两个女孩拿着打开的书。1380年，巴黎有21位女教师和41位男教师在世俗学校中教导女孩和男孩。在法国的瓦朗谢讷，当地学校在1386年有516名学生，其中145名是女孩（占28%）。有些学校是单性别的，女教师教女孩，男教师教男孩，但也有一些是男女同校。

送女孩上学的做法可能也不够普遍，并且主要涉及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中等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被送去当学徒或在家学习手艺，而不是上学。这些孩子如果接触到愿意教他们的有学问的人，可能会顺便学会阅读。不幸的是，关于非正规教育过程的信息不足。

一些乐观的历史学家认为，在像瓦朗谢讷这样有这么多孩子都能上学的城市，到十五世纪末，70%的人口具备基本的阅读和写作技能。如此高的识字率并不能适用于整个法国或欧洲的人口。不那么乐观的历史学家认为，当十五世纪结束时，只有10%的欧洲人口有文化。但如此低的比例实际上只能是对拉丁文读写能力的估计。

但无论如何，在中世纪末期，无论男女，方言读写能力都比前几个世纪更为普遍。识字的女性比例低于男性。并且社会上层的女性比普通和中层家庭的女性有更多机会获得阅读和写作技能。尽管如此，当中世纪结束时，女性的读写能力还远非寻常之事。#历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