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ards, P. N. (1996). 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MIT press, pp.40-41.

因此，一个话语是一个自我阐述的“异质集合”（heterogenous ensemble），它将技艺和技术、隐喻、语言、实践和其他话语的片段围绕一个或多个支撑物组合在一起。它产生权力和知识：个人和机构的行为、事实、逻辑和强化它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通过持续地维护和细化“支持”来实现这一点的，它开发了相当于话语基础设施的东西。它还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以一种话语帝国主义的方式占据和整合概念空间。就像范式一样，话语产生的大部分知识都形成了“常识”。当应用于战后世界的计算机时，我的话语概念既不接受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台球意象，也不接受技术选择被社会群体支配这种过于常见的阴谋论意象。相反，它把技术看作是社会过程的一个焦点，在这个过程中，影响、选择、经验、隐喻和环境都起着作用。这一视角将使我们能够探索物质变化的政治和作为文化政治相关元素的表征政治。

知识的对象，像人类活动的其他产品一样，是在历史特定条件下从原材料中产生的，这些原材料本身就是历史产品，包括实践、对象、符号和隐喻。通常情况下，科学和工程的进展与其说是通过将编纂完善的方法应用于定义明确的问题，不如说是通过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拼凑”（bricolage）或“修修补补”（tinkering）。构成科学范式的模型、隐喻、研究计划和解释标准是由各种各样的材料一块一块地组装而成的。把科学和工程看作是修修补补——就像话语一样——是在模糊和扭曲它们与构成其他人类活动（如政治、商业或战争）的知识和实践之间经常划清的清晰界限。有了这些概念工具，我们现在可以探索计算机如何成为冷战封闭世界话语的关键基础设施技术——一个关键的福柯式支持。